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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击垮义勇军的，不光是日寇，还有老天爷。
特别是一些山林队，或是山林队改编的队伍，树叶一落，“时令病”就来了，觉得没别的路了。真投降的，假投降的，有的则插枪散伙了，说是待来年春暖花开聚拢起来再干。
1937年1月17日，《王润成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这些队伍的投降，与以前不同。在以前投降，大半都是领袖分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欺骗下层群众投降，而这次则是因衣、食、住等问题无法解决，群众动摆，领袖又想不出办法。举例说吧，史旅的安团、刘营他们投降，是在三五年十二月与三六年一月前后，这时候讨伐队早已撤退了，可是没有棉衣穿没有房子住，一去征收给养就得打仗，并且无处去弄。为了这件事刘营长在密营里哭了三天，最后宣布谁能干，谁就领导这些人干，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离休前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鲁老将军，笔者采访时八十三岁，白发浓眉，目光有神，思维敏捷，谈吐文雅，学者风度。
他1916年生于河南省武陟县一地主家庭，先后就读河南焦作中学和北平弘达中学，1934年入团，1935年入党，并于同年与在焦作中学的同班同学王静敏一起被派往东北。
负责送他们去东北的交通员叫李义臣，山东人，在东北待过多年。三十多岁，中下个头，宽肩阔背，一张脸上方下圆，浓眉大眼，话少，好像不会笑。他的“身份”是个那时常见的江湖卖艺人，彭施鲁和王静敏是他的“徒弟”。出发前约定，沿途两个人尽量少说话，一切由“师傅”应付。
从北平坐火车到山海关，过去叫出关，这回是“出国”——那边是“满洲国”了。
“出国”自然麻烦，买张火车票，这证那件的，恨不能把你祖宗八代翻个底朝天。3个人找个小客栈住一夜，第二天早饭后背着行李卷迈动“11号”上路了。
荒山野岭，乡间小路，晚上就在老乡家吃住。第三天傍晚，山冈上跑下几个人，喊着让他们站住。两个学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傻呆呆地站在那儿。李义臣大喊：胡子，是劫道儿的胡子，快跑！眼看着跑不动了，李义臣拼命追上一辆马车，跟车老板商量，让两个学生爬上去，马狂奔，人狂喘。
到了绥中县城，火车票就买好了。到长春后，又换乘去哈尔滨的火车，再坐长途汽车去方正。方正县就属“匪区”了，买票时盘查你去方正什么地方，找谁、干什么，还要把姓名写在车票上。
彭施鲁原名王鹏华，王静敏原名王永谷。在北平动身前，李义臣说这不像东北庄稼人的名字，得改了。彭施鲁说我叫“王长庚”吧，李义臣说行。王静敏说我连姓也改了，叫“张永顺”。李义臣说叫“长顺”吧，“长庚”、“长顺”，听着更像师兄弟。一路坐车有伪警察盘问，住店来查夜，让你把随身那点东西抖搂一遍。改名换姓不说，还不能堂堂正正通过“天下第一关”，走荒山野岭绕太远。这回就要到“匪区”，参加自己的队伍了，两个热血书生激动不已，就出了点儿差错。
下车时，那车门一边一个伪警察，李义臣拿着车票走在头里，盘问过了。问到一路上都叫“张长顺”的王静敏姓什么，就说个“姓王”。彭施鲁心头一紧，听到王静敏又回答“俺叫王长庚”，一颗心落了地，明白自己又得改名换姓，叫“张长顺”了。
而笔者执意将彭施鲁放到这一章里介绍，是因为他这个抗联有太多与众不同的第一。
出关第一夜，在老乡家里，他这个中原人第一次领教了东北的热炕头，烙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而在那冰天雪地中露营的日子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抗战胜利后找个热炕头，美美地睡上一觉。
到哈尔滨已过元旦，吐口痰，立刻在冰滑的地上冻成冰砣，就立刻想到那个“撒尿得拿根棍子敲”的传言。而这时他并不明白这滴水成冰的严寒，对他和东北抗联将意味着什么。
到4军时，正是“冻掉下巴”的腊七腊八前后。在密营里，他见到刚缴获的冻得铅球、铁蛋样的橘子，更让他惊异、咂舌的是，非但没放进热水里化，反倒放在冷水里冰。约莫半个小时后，那橘子表面就结了层比铜钱还厚的冰，把冰敲碎，橘子就变得软软的了。官兵告诉他，要是放进热水里，橘子就烂了。人冻伤也一样，不能用火烤，而要用雪搓，把伤处皮肤搓红了，血流通了，就没问题了。
4军新兵彭施鲁，一切从头起步。骑马、射击不用说了，吃饭、拉屎也得学。行军时，包米面大饼子要贴身揣着，不然就成铁饼了，一口几道牙印。有道是“小孩的屁股大酱缸”，天多冷，冻不坏。大人的屁股也挺抗冻，可生殖器呢？零下40多摄氏度，一会儿就危险了。要等到快憋不住时，赶紧蹲下，速战速决。
看他冻得鼻涕拉碴的样儿，大家都挺可怜这个关里来的洋学生。有的劝他去做地方工作，有的说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受不了冰天雪地中的饥寒交迫，有的离队回家了，有的叛变投敌了。而来自中原大地的热血男儿，就在这东北的大烟泡中，用战斗迎接胜利。
六十三年后，老人说他能在东北抗战十年，首先要感谢“抗联第一宝——乌拉”。
鞋底、鞋面是一整块牛皮，鞋面上有一凸起的半圆形的褶，鞋口钉着一圈鼻扣儿。先把一块挺大挺厚的布，叫“乌拉腰”，沿鞋口垫放进去，再把乌拉草絮进去，然后把裹好裹脚布的脚伸进去，就开始系乌拉带。乌拉带是根长两米左右、筷子粗细的麻绳，从鼻扣儿中穿过，系紧前先把裤腿抿紧，再用乌拉腰把裤腿裹住。那乌拉腰高及膝下，乌拉带一直绑上去，连绑腿都有了。
零下40多摄氏度趴在雪地里，缴获的鬼子的大头鞋，个把小时就冻得猫抓狗咬似的。穿乌拉什么事没有，又轻快，绑上草绳子走冰雪道还不滑——不然，怎么算得“抗联第一宝”呀。
只是在人类的鞋类中，这乌拉却是穿起来最费事的，快手也得半袋烟的工夫。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乌拉草一定要絮得均匀，展开一个窝儿，那脚伸进去可舒服了。彭施鲁个把小时也难搞利索，这儿薄了，那儿厚了，厚了硌脚，薄了冻脚。看人家乌拉带还在腿上打个十字花，走出十几里还是原样儿，他的一会儿就掉裤子似的堆到脚脖子上了。
如今新兵入伍，首先是练队列。抗联没有这一说。而彭施鲁参加抗联的第一课，是学习穿乌拉——他必须首先学会怎样做个东北人。
老人说，毛主席问他的卫兵李银桥，手重要，还是脚重要，李银桥说手重要。毛主席说不对，没有脚就不能走路，不能走路就不能革命。走路靠脚，脚靠鞋，东北冬天是乌拉。在东北，腿脚最多的不是枪伤，而是冻伤。脚是最容易冻伤的部位之一，多少人都是脚冻坏了呀。你意志再坚强，抗战再坚决，脚冻坏了，那人就废了。
露营之歌
白雪铺满大地，山中深及尺，挂满茂密参天之林木，野兽绝迹，鸦雀无声，静寂寒冽，宛若资本主义世界垂亡追悼之序幕。游击争战，最恶此景，抗日救国战士，犹着单一水鞋，日夜出没于寇贼倭奴之封锁线，其困苦颇甚。宁安军本部新移林口，诸缺准备，而日贼不断出扰，以此深为焦虑。
这是周保中1936年11月11日日记中的一个自然段。
老人们说，归屯前“讨伐”再紧，白天蹲山，晚上下山也能找个屯子睡觉。归屯后不行了，就是“天大房子地大炕”了。抗联进入艰苦时期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露营了。
山里宿营，山沟背风，自然暖和，发生战斗，地形不利。山顶地势好，风大，冷不说，那火也刮得东倒西伏，还易被敌人发现。通常是在山腰选个平坦处，周围山上山下布上岗哨，有敌情首先抢占制高点。部署妥当，大家就忙活起来“打火堆”，就是锯树，砍柴火，弄堆火取暖，准备过夜。
1938年后，“打火堆”几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课，任何一支部队都不能不随身携带斧锯，特别是锯，甚至比枪还重要。是那种两头窄、中间宽的“大肚子锯”，又叫“快马子”，一人来长，两人合用。选那种一人来粗，或者再细点的树锯，太粗了搬不动，太细了不抗烧。无论粗细，一个暴马子，一个刺松，这两种树不要，烧起来噼噼啪啪火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