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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名字叫“汉奸”，汉奸的名字叫“姜全我”——而这个姜全我，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只有日寇才能提供给他们的。
“抗日反满不并提”，以为并提就会把他们推到日寇那边去了，不并提就能把他们拉到抗日这边来了，是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吗？
杀鸡骇猴——凌升之死
1932年10月，伪兴安总署长官和伪兴安东省省长、伪兴安北省省长等人赴日本参观时，首先参拜天照大神神社。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不高兴了，责问总署总务处长白滨晴澄，说我们是来参观风景和名胜古迹的，不是来参拜天照大神的，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祖先，我们拜它有啥用？又说这次参观计划没经过我同意，为什么擅自决定？
1934年末，日本海军少将山本五十六出席伦敦裁军预备会议后回国，路过满洲里，凌升和日本驻满洲里领事设宴欢迎。宴会将要开始，凌升发现主人的座位是日本领事，拒不入席。日本领事解释说，请的是日本客人，日本领事应该坐主席。凌升说，我是省长，客人到了我管辖的地面，这主席就是我的。领事无奈，只好坐了次席。
1936年3月，伪蒙政部召开兴安4省省长会议，凌升列数日本人在“满洲国”的不是，提出批评。他说蒙古人没有实权，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他说日系官吏不懂蒙古话，不了解蒙古人的实际情况，怎么能做好蒙古人的政治呢？他说兴安地区历来都是一个行政区，为什么要分成4个省？他说日文的文书咱们不懂，怎么实施？对于日本移民内蒙古草原，他说希望能留下呼伦贝尔作为蒙古人自己的天地，并要求关东军不要干涉地方政权，等等。
像扣住了机关枪的扳机，把主持会议的伪蒙政部次长依田四郎扫得瞠目结舌，也把在座的“大王”、“小二”们打得不知所措。
敢于如此放胆公然批评日本人的，凌升为伪满高官第一人。
他死定了。
凌升，1885年生，达斡尔族，“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其父贵福，是位实力派人物，清朝后期执掌呼伦贝尔大权，在草原绿洲海拉尔威震一方。
蒙受清朝皇恩，贵福一门把忠诚献给溥仪。听说溥仪到了旅顺，凌升即跑去“迎銮”，参加策划“建国活动”。父子俩私下称清朝为“前清”，“满洲国”为“后清”，就有点儿不承认“满洲国”的味道。在举行正式典礼或敖包祭典时，均着清朝官服。
像郑孝胥、熙洽一样，他们知道要想复辟，必须借助外力。可他们很快发现，不但大清朝没能复辟，他们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也沦为奴才了。
侵略者对蒙古族采取类似朝鲜族的政策，迅速同化。伪兴安军的口令、命令、公文、报告和各种军队用语，一律强制使用日本语言、文字。即使蒙古官员之间，也要说日语。重点学校和兴安学院、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完全用日语授课。这就使民族情绪特别强烈的凌升，尤其难以忍受。这人是个直性子、急脾气，平时沾火就着，这回就在伪蒙政部会议上嗒嗒嗒一阵扫射。
这一天是3月几号无从查考。凌升去“新京”开完会，回到海拉尔是27日，下火车即被日本宪兵逮捕，不到一个月即被处死。同时被枪毙的，还有他的胞弟福龄（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妹夫春德（伪警务厅长）和他的秘书官华霖泰。另有几个人被判刑十年以上，后来大都死于狱中。
罪名是“通苏”。
1935年后，在“满”蒙国境沿哈拉尔哈河不断发生的冲突中，日军始终未占到便宜。为遮羞，驻海拉尔骑兵联队长笠井扬言有人通苏，在国境附近逮捕所谓嫌疑分子，严刑拷打，逼供出凌升等人通苏。凌升被捕后，对其家大搜查，只在原副都统衙门的仓库里，发现两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是马占山、苏炳文过界时无法带走留下的。据说都有登记，尚未上交警务厅而已。而凌升等人无论怎样拷问，也拒不承认通苏。
“凌升事件”轰动一时，佯装没这么回事也不是那么回事，报纸报道一下，没有具体事实，因为没有证据。也不需要证据，有个罪名就行了。
无论凌升，还是别的什么人，日本人迟早是要寻个人开刀的。
即便是留学日本，比较了解日本，渴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强大，并真心认为日本是帮助“满洲国”建设“王道乐土”的人，有的也一肚子怨气，恨这个世界没有后悔药了。面对凌升的机枪般扫射，那位依田次长根本无法招架，火力太猛，因为句句都是实情，而且人人心中都有。正好，这就叫“通苏”。惟其如此，才能杀鸡骇猴，有震慑力。
省长高官，又是“建国元勋”，父亲还是参议府参议，“凌升事件”传递出的信息是再明白不过的了：管你是什么人，谁再敢说句日本人、关东军的不是，就是“通苏”，或者“通匪”，凌升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统统地死了死了的！
照片上的凌升，高大、健壮、强悍，挺标准的男子汉。
被拷问时，凌升说：别人无罪，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都是我一个人担当，不要牵扯别人。
临刑前，4个人态度从容。凌升拒绝戴面罩，他的气势震慑了行刑的刽子手，子弹射偏了。他倒下后，又一身鲜血地爬起来，指着心脏部位道：瞄准了，打这儿。
敌人的敌人并不一定都是朋友。但是，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恐怕都不能不承认凌升是个有血性的男人。
差点儿跟凌升成了姻亲的溥仪（半年前，溥仪的四妹与凌升的儿子订了婚），如果能有凌升1％的血性，我中学时代看完的那本《我的前半生》，是不是也算没白看？
俺降的是俺大哥，不是你日本子
徐文海，字伯阳，人称“徐大炮”，河北省任丘县人，自幼练武，成年从军，在吴佩孚的直军当过营长。直奉战争后投靠奉军，在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部下任少校营长，又调任凤城县公安局长兼警察大队长。
“九一八”事变后，老局长邓铁梅在凤城县小汤沟竖起抗日大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徐文海也将警察大队的700多人拉出来抗日，在县城东边的石头城、狐仙洞一带，与日伪军打了几仗。可后来日寇把姜全我的伪军调上来后，他就不打了，说俺怎能打俺大哥呀？
作为凤城县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的首领，徐文海和姜全我自然是会经常见面的。在自称“武人”、“粗人”的徐文海眼里，满金一个豆的少将团长，堪称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姜全我也挺欣赏徐文海，两个人磕头拜把子。“九一八”事变，姜全我被俘投敌，据说徐文海要去救姜全我，不成，顿足捶胸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俺对不起大哥呀。有人说你大哥投敌了，他说放你娘的臭狗屁，俺大哥是忠臣，怎么能投日本子？
这回真的是投降了，而且奉日本人命令写来一封信，要徐文海投降。
徐文海说：降日本子不干，降俺大哥行。
当然是有条件的，当然是日本人拍板，通过“鸭绿江剿匪司令”姜全我的嘴说出来的：徐文海要能把在当地很有名的姜振东的义勇军灭掉，就委任他为“鸭绿江剿匪副司令”，授少将军衔。
日本人之所以开出这样的价码，是因为坚决抗日的姜振东，跟徐文海关系挺好。徐文海设宴，请来姜振东，姜振东毫无防备，被按住五花大绑，部下也被缴械。徐文海当上副总司令，扛起满金一个豆的牌牌，跟着他大哥到处“讨伐”义勇军。他的队伍被编为伪军，帽子上套着白布罩，老百姓称之为“白帽子队”。
1932年秋，徐文海带领“白帽子队”进驻桓仁，被委任为桓仁县伪警察局长兼警察大队长。那满金一个豆的少将牌牌自然也就过时了，但他仍然扛着招摇过市，谁要叫声局长或大队长，他立刻眼睛瞪得牛眼似的，张口就是“妈个巴子”。
徐文海有几房老婆搞不清楚，带在身边的是两个。县城戏园子请来个坤角，得到他那儿睡两宿，才许登台演出。他自制“钱帖”，在市上通用，商家都不敢拒用。他开了多处赌宝局、押会局等。为了发大财、快发财，这个混世魔王还下令让桓仁县种了一年大烟。
谁在他面前提起日本人，他就说日本子算个屌，看老子怎么教训这帮“鳖犊子”。“白帽子队”与日本宪兵队、守备队闹摩擦，他就跑去十字街，朝东边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