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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没有人不服的；同样凡是经他决策的每一件事，都没有不成功的。因此人们对父亲非常敬仰，可以说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时在1948年，王氏大家庭中发生了两件不幸的大事：第一件是国民党要王家他们王氏四兄弟中出一丁。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为了不让弟兄们其中的那一个人去当炮灰，所以就用十二担（合一万八千市斤）小麦雇了一丁顶替去当兵。第二件是父亲患上了较严重的腰腿疼病。为了止住难以忍受的疼痛就以吸食鸦片烟来止疼痛。他曾一次用八担（合一万二千市斤）小麦，在当地姓苟的一家换来一大碗鸦片烟，其结果这一大碗鸦片烟却全是假烟。这两笔大的支出使家中经济受到了较严重损失，影响了全家人生活水平，由此也就引起了家人的不太满意。弟兄间，特别是妯娌间都私下在议论纷纷，于是大家提出了要另立锅灶的想法。
父亲是个明知人，在得知此情况之后，首先在征得二祖父母和大祖母的同意下，然后再召集来兄弟四人进行了心平气和协商。经协商最后达成了同意兄弟分居异爨过日子的一致意见。于是就在1948年的上半年，将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一个大家族析为四个小家庭。不过在分家时，全家老少都还是在和和气气的气氛中分开。二祖父母自愿到我三伯父王英家过活，大祖母当然地就在父亲一家中生活。
当时分家之后，父亲这一家中有我的大祖母、父母亲和我们姐弟仨，一家共有六口人。分家之后的家境景况日如中天，日子过的甜甜蜜蜜。父亲本想着要让这甜蜜的日子长期的过下去，但有些事总是事与愿违。万万没想到好景的确不那么长久，其后就一件又一件的不幸事接踵而至，像是“洞庭湖上踩钢丝，凶多吉少。”灾难毫不留情有目的的接二连三的只降临在了父亲一家人的头上，因此此时的家庭日子过地真的像雪上再落层层霜那样的寒冷。先是大祖母1950年8月被坍塌的崖面土夺取了生命。刚刚过一年，接着就在1951年10月母亲英年病故，永远离开了她心爱的三个孩子和丈夫。这一系列的打击和挫折，让父亲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以至于再加上他早患的腰腿疼病使他身体健康越来越差。后来，时隔两年阳寿只有40年的父亲又于1953年6月撒手人环，“无可奈何花落去”，“一缕青烟飞天外”。此时只丢下10岁的大儿子我哥和6岁的小儿子我，永远地离我们而去。父亲的去世使我们这个家，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一切陷入了困境。
父亲一家人就是这样死的死，嫁的嫁（姐姐1948年9月20日嫁出）家破人亡。全家只留下我和我哥弟兄俩，从此我兄弟俩就过上了孤苦伶仃，受苦受难的可怜日子。也就从这时起，我兄弟俩的头上“名副其实”冠上了孤儿的“帽子”。
听我三伯父王英讲，说我父亲病重的那几年里，特别是快临终的最后一年里，为了止住他腰腿疼痛病就不惜一切代价，把家中的部分家产变换成鸦片吸食了，所以家产所剩无几。可是又据我哥王世仁的回忆，父亲去世的时候还是留有一定的固定财产。比如有几间土木结构的住宅房，几间药铺房以及里面的设施，还有榨油坊以及油坊里面的设施等等。这些财产部分由亲房们拿去用了或者变卖了；部分财产由旁人们趁火打劫拿走了；部分在1956年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时入社归集体所有了。
不管怎么说，我兄弟俩长大之后没享受到父母的遗产，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尽管兄弟俩没享受到父母的物质遗产，但对此在我的心中对任何人都没有过任何的怨恨，我以为这是我们的命，是天意。如《明·醒世恒言》中说的“万事不由人计较，一身都是命安排”。
用坏事可以变好事的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这道可以说是件好事儿。为什么？因为从1948年的“土地改革”开始到1949年的解放，再后来到1950年土地改革结束。这时如果说我们家还是处于家大、业大，那就在解放后“土地改革”时一定会被划为地主成分的。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后来就参不了军、入不了党、更不要说提干了，也就是说不会有我今天儿孙满堂，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有时候没有过去的艰苦，就没有后来幸福的一切，我恰恰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命运的垂青机缘的巧合于我，设想我自己的今天，也可能是住在老家那山窑洞里面的一个穷光蛋；也可能是一个没有老婆的光棍汉；甚至于我也有可能早不在人世了。但也说不上，或者没准我继承父亲的精神财富搞起经商来，今天也有可能是一个小富翁老板呢？
我兄弟俩没享受到父母的物质遗产，说白了就是说虽然父亲没有（也可能我们不知道父亲留下的物质财富）给我们兄弟俩留下物质的财富，可我们从老者们的口碑里得到了父亲给我们留下他那做人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的财富要比物质的财富更有价值，更宝贵。父亲留给了我们一本今生今世都读不完的“书”，这本书博大情深：有父亲为人的准则；有父亲奋发图强的精神；有父亲宽宏大量的胸怀大志、宽容大度的气质；还有父亲乐观的人格力量和永不向苦难屈服的毅力。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笔最大的精神财富，物质的东西可以用完，精神的东西却永存。
父亲的精神影响了我们一生，使我兄弟俩始终不为艰难险阻、不屈不挠、锐意进取、勇往直前。我们化悲痛为力量，不怨天尤人，不屈服命运去战胜重重困苦，在一张白纸上绘制出了最美丽的蓝图，以此告慰了父母在天之灵。
人的一生中真的是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之说法。父亲这一支系今非惜比，现在又兴旺发达起来了，家大、业大，不论是在人的繁衍，经济实力，政治地位，还是生活条件，方方面面都是我们武家窑王氏宗族中最旺盛、最强大的一支。我想在九泉之下的父母亲看到他两个儿子有今天这样好的生活条件，他们一定会冥目的。
母亲姓贾，乳名叫花花，1913年出生于甘肃省榆中县三角城乡双店子村。1951年10月1日病故，时年39岁。母亲生了一女五男，前三男每一个都活不到四五岁时就夭亡，后经去庙宇里抽签占卜、烧香求神拜佛才成活了两男，这两男就是我和我哥。所以说我哥起的乳名叫安祥，给我起的乳名叫佑祥。
母亲跟随她的父母亲，从那一马平川的榆中县三角城乡双店子村迁徙来到山大沟深干旱雨水少的我们武家窑偏僻山区的徐家岭，这也许是因为大山里人少地多产粮多的原因吧！为了吃饱肚子他们才从人多地少产粮少的川区跑到山区来。
母亲她1929年刚15岁时就被“大领”（不到结婚年龄就出嫁）到我们王家来，据说当时我们王家给贾家的定婚彩礼仅仅是10多亩的土地。所以族中人说我母亲是用土地换来的媳妇。
母亲的命运说起来非常非常的苦，她在娘家的八个兄弟姊妹中是老大，所以就吃了不少的苦头。可是后来嫁到我们王家，在四个儿媳妇中她又是个大儿媳，在这样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不仅家务活很繁重，而且还要操心全家老少吃喝拉撒等等其他一些事情，可以说方方面面的重担全都压在她一个人肩上，可想而知她苦不苦累不累，但她照样默默无言始终起早贪黑早起晚睡，为这个家任劳任怨。
据老者们说，我母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她一直以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严格要求约束着自己。她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型妇女，恪守“三从四德”，孝敬公婆，扶夫教子，团结妯娌，侍奉全家。她贤淑又贤惠，因而使一个几十人的大家庭生活的非常和睦和谐。她沉默寡言，不问政事，勤于内务，克勤克俭，隐忍宽厚，善解人意，所以受到了全家人的敬仰和爱戴。她面目清秀，外貌出众，仪表温厚，个性温柔婉约，根守中庸，热爱生活，生活朴实，当然的是庄上女人中的佼佼者。她慈善心肠，与人为善，待人厚道，所以人缘非常的好。她干活麻利，不仅飞针走线茶饭拔尖，农活样样也在行，从而受到了族人和庄上人的尊敬和赞美。
不幸的是在她很年轻时就患上了眼病，经常流眼泪，因此天长日久使得双眼几乎失明，后经多方治疗总算痊愈。可是母亲的命运总是不太好，又得上了妇科病，经治疗无效，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和不甘心，含着痛心的眼泪，无奈地丢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