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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在记录的笔记本，说是要对我作进一步调查。我问他什么时候还我，他说那要看调查的结果。
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上午，还是这人——林干事——找到我，但态度明显变好，一见面就对昨晚的冒昧向我表示了足够的歉意，然后客气地把四本证件和笔记本一一归还给我。很显然，调查的结果是令他满意的，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还给我带来了最好的消息：他们局长想见我。
在他的护卫下，我大摇大摆地通过三岗哨卡，走进了森严的院中之院。
三道岗哨，第一道是武警站的，是两人岗，哨兵身上挎着手枪，皮带上吊着警棍。第二道是解放军站的，也是两个人，身上背着乌亮的半自动步枪，围墙上有带刺的铁丝网，大门口有一座石砌的圆形碉堡，里面有电话，好像还有一挺机枪什么的。第三道是便衣，只有一个人，是来来回回在走的，手上没武器，只有一部对讲机。
说真的，我至今也不知道701 到底是个什么单位，隶属于军方？还是警方？
还是地方？从我观察的情况看，那些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着便装的，也有少数是穿军装的，里面停的车也是这样，有地方牌照和军牌照的，军牌照的要比地方牌照的少。从我打问的情况看，不同的人回答我都是一样的，首先他们提醒我这是不该问的，其次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反正是国家的机要单位，无所谓是军方还是地方——军方和地方都是国家的。当然，都是国家的，话说到这份上还有什么可说？不说了，说了也没用，反正是国家的重要部门。一个国家总是要有这样的机构的，就像我们家家户户都有一定的安全措施一样。这是必需的，没什么好奇怪的。没这样的机构才奇怪呢。
经过第三道岗哨后，迎面是一条笔直的林荫小道，两边的树高大，枝繁叶茂，树上有鸟儿在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还有不少鸟屋，感觉是进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继续走下去，很难想像会见到什么人影。但是很快，我看到前方耸着一幢漂亮的楼房，六层高，外墙贴着棕色瓷砖，看上去显得庄严而稳固，楼前有片半个足球场大的空地，两边各有一片长方形的草坪，中间是一个方形平台，上面摆满鲜花，鲜花丛中蹲着一座用石头雕成的塑像，造型和色泽仿同罗丹的《思想者》。开始，我以为这就是《思想者》的复制品，但走近看，见塑像头上还戴了副眼镜，底座刻着一个遒劲的魂字，想必不是的。后来仔细端详，我恍惚觉得塑像总有那么一点点面熟的样子，却又一时想不起是谁。问一旁的林干事，才知这就是容金珍。
我在塑像前端立良久。阳光下，容金珍单手稳稳地托着下巴，凝视着我，双目显得炯炯有神，和灵山疗养院里的那个容金珍既相似又不相似，犹如一个人的暮年和壮年。
告别容金珍，林干事没有像我想的一样带我进大楼，而是绕过大楼，走进了大楼背后的一幢青砖白缝的两层小洋楼里，具体说是一楼的一间空荡荡的会客室里。林干事安排我在会客室坐下后又出去，不一会儿，我先听到走廊上响起金属点击地面的清亮的声音，随后一位拄拐杖的老人一跳一跳地走进门来，一见我就爽朗地招呼我：
“啊，你好，记者同志，来，我们握个手。”
我赶紧上前与他握手，并请他在沙发上坐下。
他一边入座，一边说道：“本来该我去见你，因为是我要求见你的，可是你看见了，我行动不方便，只好请你来了。”
我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就是当初去N 大学接容金珍的那个人，姓郑。”
他哈哈大笑一通，用拐杖指了指自己的跛足，说：“是它告诉了你是不？你们当记者的就是不一样。啊，不错，不错，我就是那人，那么请问你是谁呢？”
我想，我的四本证件您都看过，还用我说吗？
但出于对他尊重，我还是简单介绍了下自己。
他听完我介绍，挥挥手上的一沓复印件，问我：“你这是从哪了解到这些的？”
他手上挥的居然是我笔记本的复印件！
我说：“你们没经我同意，怎么擅自复印我的东西？”
他说：“请你不要见怪，我们这样做确实出于无奈，因为我们同时有五个人要对你笔记本里的文字负责，如果大家传着看，恐怕没有三五天是无法还你笔记本的。现在好了，我们五个人都看了，没什么问题，可以说没涉及到一点机密，所以笔记本还是你的，否则就是我的了。”
他笑了笑，又说：“现在我疑问的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想，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请问记者同志，能告诉我吗？”
我简单向他谈起我在灵山疗养院里的经历和耳闻目睹。
他听着，若有所悟地笑着说：“哦，这么说，你还是我们这个系统的子弟。”
我说：“不可能吧，我父亲搞工程设计的。”
他说：“怎么不可能，告诉我，你父亲是谁？说不定我还认识呢。”
我说是谁，问他：“认识吗？”
他说：“不认识。”
我说：“就是，怎么可能，我父亲不可能是你们系统的。”
他说：“凡是能进灵山疗养院疗养的人，都是我们一个系统的。”
这对我真正是个天大的新闻，父亲快死了，居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不用说，要不是这么偶然说起，我将永远不知道父亲的真实，就像容先生至今也不知容金珍是什么人一样。现在，我有理由相信，父亲当初为什么不能给我和母亲足够的关爱，以致母亲要同他分手。看来母亲是冤枉他了，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父亲似乎宁愿被冤枉也不作分辩。这叫什么？是信仰，还是迂腐？是可敬，还是可悲？我突然觉得心里有种被堵得慌的感觉。直到半年之后，容先生跟我谈起她对此的认识后，我才有所明白过来，并相信这应该是敬而不是悲。
容先生说：一个秘密对自己亲人隐瞒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不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可能不存在，起码有不存在的危险，不公平也只有让它不公平了。
容先生就是这样让我平添了对父亲的爱戴。
话说回来，局长大人对我笔记本的第一个评价——没有泄密，当然令我有种如释重负的高兴，因为否则笔记本就不是我的啦。但紧接着的第二个评价却又一下把我打入冷宫——他说：
“我认为你掌握的素材多半来自道听途说，所以遗憾颇多。”
“难道这些都不是真的？”我急切问。
“不，”他摇着头说，“真都是真的，就是……嗯，怎么说呢，我认为你对容金珍了解太少了，嗯，就是太少了。”
说到这里，他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想了想，抬起头，显得很认真地对我说：“看了你的笔记本，虽然零零碎碎的，甚至多半是道听途说的，但却勾起了我对容金珍很多往事的回忆。我是最了解容金珍的，起码是最了解他的人之一，你想不想听听我说一些容金珍的事呢？”
我的天呐，哪有这么好的事，简直是我求之不得的！
就这样，几千字的东西偶然间获得了茁壮成长的生机。
我在701
期间，曾与局长大人几次相对而坐，往容金珍的历史深处挺进，现有的「郑局长访谈实录」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它的意义不仅仅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在结识局长大人之前，容金珍对我只是个不着边际的传说，现在它几乎成了一段不容置疑的历史，而促使它发生改换变化和链接活动的主要人物就是局长大人，他不但不厌其烦地向我回忆他记忆中的容金珍，而且还给我提供了一长串人的名单，他们都是容金珍某个阶段的知情者，只是不少人已经谢世而已。
现在，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我离开701
之前，我被自己口口声声的局长、首长的称呼所迷乱，一直忘记问他名字，以至现在我都不知他名字。作为一个秘密机构的官员，名字是最无用的东西，经常要被各式各样的秘密代号和职务所覆盖，加上他光荣的历史造成的跛足，覆盖得就更为彻底。但覆盖不是没有，只是埋在面子底下而已。我相信，只要我专门问他，他一定会告诉我的，只是我被表象所迷乱，忘记问了。所以，现在有关他的称谓是乱的，瘸子、郑瘸子、郑处长、拐杖局长、郑局长、首长等。一般N
大学的人都管他叫瘸子或郑处长，他自己一般喊自己叫拐杖局长，我多半喊他叫首长，或郑局长。
第三节
郑局长告诉我——
他和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