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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我的痛苦与折磨。我妹妹曾经问我服这种药会有什么副作用，我列举了一堆症状，听起来并不怎么吓人，但我马上想到，过去服用它时经常对肯说的那句话：“我可以活动，也可以做事，但这个药最可怕的是它会伤到我的灵魂。”你们可以想像当我听说又要接受这种治疗时，心里有多么恐惧了。我逼问医生，如果接受这种化疗还可以活多久？他们回答我，如果这个药对我还有效的话，我大概有25％到30的机会可以再活六个月到一年。这等于只给我一点零钱嘛！我回答得很不客气，然后就决定找别的出路了。
根据我所罹患的癌症类型以及第一次手术后复发两次来看，癌细胞转移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1月19日被告知真正的病情以后，我历经了不少心理转折，刚开始是盛怒，我认为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必定也会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我的战斗意志彻底被激起，发现“诊所。的存在后，精神变得更好。说真的，最难过的还是在做治疗抉择的时刻。
除了愤怒，我还常常感到烦忧，但生活的忙碌与混乱令我无暇沮丧（我必须列出一连串的电话号码，一一询问之后才能做决定）。一开始有好几天，我极为脆弱、恐惧，哭个不停，非常地焦虑不安，接近崩溃边缘……后来我想到这个星球上此刻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在受苦，过去又有多少人曾经受过苦，心情突然平静了下来。我不再感到寂寞、孤立；相反地，我觉得自己与众生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联结，仿佛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我想到那些罹患癌症的孩子，想到那些在车祸中意外丧生的青年，想到那些饱受精神折磨的人，想到第三世界中正在挨饿的人们，还有那些即使活下来也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有生理缺陷的孩子们。我想到那些丧子的父母，想到那些年纪只有我一半大，却死在越南战场的年轻人，更想到那些惨遭私刑折磨的受害人。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家人，想到佛陀四圣谛中的苦谛，我的心才稍感安慰。这个世界就是一场苦难，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
这段期间我所接受的佛教训练令我满怀感恩，特别是内观法门与自他交换。此外，我也重新受到基督教的吸引，她的音乐、仪式，还有宏伟的教堂都令我神往。它们比佛教仪式更能感动我，但是在神学上却不能吸引我。基督教重视的是垂直与神圣的面向，佛教强调的则是平心静气地接纳事物的真相，以自以来熄灭苦恼。这两者在我的身上逐渐融合为一体。
我住进来不久，一群护士挤进我的病房，好像店铺开张一样地热闹。她们相当害羞地问我：“你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难怪她们会感到困惑，因为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设了一个供桌，上面摆了各式各样的神像，有佛陀，有肯送我的圣母玛丽亚、一块耀眼的水晶石，这是一群住在阳光峡谷的朋友送的、一个圣母怀抱着圣婴的雕像，是我小姑给的、还有维琪送我的圣安妮像，她说这个雕像曾经给过她治疗的能量；此外还摆了一尊观音、一张肯送我的绿度母唐卡、一幅崔西画的图、一小瓶曾铺洒在创巴仁波切遗体旁的盐，这是从他的衣钵传人摄政（Regent）那儿得来的（我身上还带了其他人的舍利子，我衷心感激他们）、一张卡卢仁波切的照片，还有创巴仁波切和摄政的照片，其他的照片则是来自不同的朋友：拉马纳尊者、赛巴巴和教宗，还有一幅古老的墨西哥金属图片，上面画的是一位具有治疗力的神只、一个亲戚送的十字架和阿姨给的祈祷书、芬德霍恩的创始人艾琳所写的祈祷文、许多癌症支援中心的朋友送我的礼物、一本玫瑰经以及我参加卡卢仁波切的智慧闭关时得到的念珠……难怪那些护士被搞得糊里糊涂！但是对我而言这么做很舒服。我一向是昔世运动的拥护者，我的供桌只不过把这个理想具体化罢了！
我对于基督教与佛教都有哲学上的问题，但当疑问生起时，我会让它们消失于无形。因为每当陷入哲思时，我就会忆起佛陀的训诫，对于那些无解的事，我们不需要苦苦思索。因此我从不费力去融合这两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我还是会陷入毫无助益的基督教哲思中，譬如：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是神在处罚我吗，还是我做错了什么？我该如何做才能让一切好转起来，孩子们也遭遇这样的苦难实在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为什么神会让这些事在世上横行……纵使如此，寂静的教堂、风琴伴奏的赞美诗和平静喜悦的圣诞歌曲，还是令我深深感动。
当事情恶化时，佛教确实能带来安慰。它不会让我产生愤怒，也不会激起我想要改造的欲望，反而帮助我接纳眼前的一切。这并不是消极的心态，因为它强调的是一边解脱贪、嗔、痴，一边还要保持正精进（on right effort）。事实上因为我不再执著于结果，反而能看到事情的真相，能量也不再消耗于设定的目标、汲汲营营于达成它或因失败而失望。
例如，我的左眼仍然有波状的障碍物——这是脑部有肿瘤的一种症状（长在我的右侧枕叶），后来又发现了肺部的肿瘤。我已经完成脑部的放疗，当然希望能有一点改善，因此每当我注意到这些波状物，自然会生起排所向排斥的反应——反感、恐惧与失望，等等。但突然我的感觉转化了，波状物只是一个可以注意、检查与目睹的东西，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罢了。以这样的态度面对一切，我发现恐惧开始戏剧化地消退。即使恐惧又出现了，我也能单纯地看着它，而不再惧上加惧。例如当我的白血球下降或温度升高时，我只把它看做眼前发生的事实，我看着它、看着自己的反应、看着生起的恐惧，直到它们都消退，而我也恢复平静为止。
回到治疗上的问题。我目前注射两种药物，ifosfamide和卡氮芥 （BCNU，一种抗肿瘤药）。整个疗程有五天，ifosfamide每天都必须加在点滴里，卡氮芥则是星期一、三、五才注射。他们已经研发出许多解救与支援的产品，来减低短期或长期治疗所产生的副作用。有一种叫做mesna的药，在治疗的过程中每天要注射四次，用来保护肾脏。还有一种“抗毒菌”（antifungal），在治疗中与治疗后都要注射，特别是当白血球降到一千以下时，更要注射双倍的剂量。此外他们还在化疗中加入止吐剂与栓剂，除了让人有点昏昏欲睡之外，并没有任何副作用，效果极好。他们也预备了更强的药，以防不时之需。我还记得自己在接受阿德利亚霉素治疗时，必须服用以胶囊包装的TEC（一种镇静剂）帮我撑过极为恐怖的反应。回想起来，那仍然不是愉快的回忆。这一次的治疗轻松多了，令我难以置信！我对奚弗大夫提及这份差异，他说：“啊，现在用的药比以前要强得多了。”
不只如此，这里根本没有所谓长期进行的化疗。这里采用的是高剂量的短期化疗，只有三个疗程，时间大约一个月。大致的疗程如下：先是连续进行五天化疗，接着是10至14天的住院观察，看看白血球降低和上升的情形（这里有一位美国病人曾经在治疗后降至两百）。在这段期间内，他们会给你一些辅助的药物，追踪你的体温，并提醒你每次进食都要用一种味道很恐怖的药水漱口。当你的白血球数量上升到一千五百时，就可以离开医院，如果指数上升到一千八百，就可以趁着空隙做一次短期旅游。通常你可以要求两至三个礼拜的假期。他们希望你的白血球指数在下个疗程开始前能恢复到两十五百至三千。
有一件事令我颇为遗憾，那就是我不能从别的病人身上获得宝贵的资讯，因为不会说德语，这里除了我以外，只剩下另一位美国病人鲍勃·多蒂；他和肯很快便结成好友。他正在接受第二阶段的治疗（以八至十天的化疗来对抗一种相当罕见的肿瘤），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正在整理一些资料，为往后来这里的英语系病人介绍一下疗程、摄氏与华氏的换算（体温）、公斤与磅的换算、他们的药名与美国药名的不同，如何安排空隙期以及平时的药单，等等。
与我关系最密切，也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人，爸和妈终于出现了，他们真是救星！肯也有同感。我们将利用两周时间和他们一起开车横越整个德国，然后到瑞士，最后在巴黎落脚五天。此行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这是肯第一次的欧洲之旅！到目前为止，他只见识了波恩和附近的环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