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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同善与翁同龢花了一个星期查阅了刑部档案，签出杨案的几处疑点，一面指示正在刑部浙江司任郎中的侄子翁曾桂认真审理。（此人后因审理杨案有功升迁为刑部侍郎），一面又拉上浙江籍翰林院编修张家骧一共三个人专门觐见了慈禧，当面为杨乃武申冤，将案情详述了一番，并将其中疑点一一指摘。这三个人，一个是专管审案的专家，一个是手握重权的帝师重臣，还有一个是名满京城的状元，说话份量也是相当重的。
如此声势浩大的伸冤运动，使朝野上下沸腾起来，一时间街谈巷议尽是杨案，邸报奏章多提乃武。慈禧也觉着若想将此案含混了结既无法平息举国上下风起的舆论也无法安抚朝中江浙派官员摇动的人心。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于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下诏：“浙江余杭葛毕氏一案，前着提督学政胡瑞澜严讯，以案无出入，仍照原拟定谳。现经刑部核查，案中疑窦甚多，已咨令逐条查复。兹着浙江巡抚杨昌睿提集全案人证起解至京，交刑部彻底根究。”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杨乃武案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而衍生成为政治派系的斗争。
在这个案子中，还有三个非江浙派人物，不能不在此用墨一提。
一个人叫做袁保恒，是袁世凯的堂叔。光绪三年，袁世凯乡试不第，结婚后就投奔到这个堂叔门下做了一名机密幕僚。他从袁保恒这里第一次接触了官场，并悟到了不少官场之道。袁保恒这个人其实是很正直的，光绪二年的时候还上书皇帝（其实是慈禧太后），要求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川驻守，经理全台，以抑制日本对台湾的侵略野心。杨乃武案的时候，他虽然是河南人，不在江浙籍京官之列，但身为刑部侍郎，对这个案子也非常关心。他看出其中可能有冤情后，也参加了为杨乃武翻案的活动。
另一个是五品六科给事中王昕。这个人早在同治十三年就开始对杨乃武案进行调查，并且亲下江南微服暗访。王昕之所以对这个案子下这么大的功夫，是因为他是奉了慈禧的密旨。由于到同治十三年的时候，杨乃武案已经历时近两年了，轰动大江南北，报道连篇累椟。这个案子便引起了慈禧的兴趣，她想知道这个案子的幕后倒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只是中下级官吏的贪脏枉法，她倒是很愿意借此整顿一下吏治，提高一下自己的威信。也省的外国人借此又攻击大清的法律不公正，又来要求法外治权。王昕在浙江暗访之后，回来覆旨说此案中确有冤情，其中情弊大多与翁同龢、夏同善等人所言相同。
第三个人是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在复审结果出来后，醇亲王就认为杨昌睿此人过于狂妄蔑视朝廷，不惩不足以儆效尤。王昕暗访回来，他又向王昕打听。王昕称杨乃武案中各级官吏常有意瞻询，抱定官官相护之旨，内中弊窦甚多。醇亲王因此决心要动一动浙江的官场，摘掉几个官员的顶子，来整肃一下那里的官风。
以上这些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保杨势力，最终使慈禧将谕旨改为刑部会同京师五城都察院共审。也为后来翻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十二章
光绪二年二月中旬，由王昕传旨，即令杨昌睿将全案人犯派员押解赴京。杨昌睿奉到上谕，见刑部要来提解人犯，大为不满，但不敢公然违旨。只好派候补知县袁来保做押解委员。将杨案中的人犯及干证人等解送北京审理。杨乃武案的审理也真正进入了最后的司法程序。
这批人犯中少了爱仁堂的掌柜钱宝生，但却多了两个人。一个是爱仁堂药铺学徒杨小桥，一个是该案的始作俑者之一、当初唆使葛喻氏告状的陈竹山。
余杭县知县刘锡彤也被带往京城。因为怕他畏罪逃了，圣旨中只说是派刘锡彤赴京督验尸骨。但刘锡彤去王昕的行辕递手本时，却说王昕这几日只住在船上。刘锡彤只好去船上拜见王昕。船下的差人听说是刘锡彤来了，道：“王大人说了，不必通禀，你来了直接引进去即可，跟我来吧。”差人一直把他引到大船后面一间舱中。刘锡彤一看，王昕并不在这间舱里，里面却准备下了一张床铺，舱内灶具齐备，差人笑道：“王大人说了，请你不必回去，就在船上住下了，然后一同进京。”刘锡彤这才知道中了计，吓了一跳，再想逃已经不可能了，只得在此住下。
王昕把刘锡彤押在官船上，又命候补知县袁来保从监中调出杨乃武、小白菜二人，吩咐将二人用秤称过，对袁来保道：“这二人如今便交给老弟你了。你把我的话传给押解的差人，两个人的重量都在此称过，到得京中，倘轻了一斤，重责五十，轻了十斤，重责五百；若是重了一斤，赏银五十。十斤赏银五百，若有一人发生变故，便拿你老弟和押解的差人抵命。路上好生伺候着。”
袁来保连忙应诺，立时当着王昕的面将此话传下去。这便是王昕怕差人得了贿赂，在路上害了二人性命。又监督着将已经埋入地下三年零八个月的葛品连的棺材起出，贴了封条，派人送到船上。一切事情就绪，方开回京去。
刘锡彤的妻子林氏知道丈夫被软禁了，知道不妙，急忙找来何春芳商量。何春芳见大事不好，恐怕此案要翻了也带累自己，告诉林氏说自己的堂叔在刑部作官，可以想法通融，向林氏骗了一万两银子就逃之夭夭了。
林氏又打发独生子刘子和去河北盐山老家避风头，因要讨个好口彩，所以选了福星号轮船。哪知屋漏偏逢连阴雨，回去坐的这个福星轮，不但不是福星，反而在途中沉没了。中国海域中发生的第一件重大海难事件，就是“福星轮沉没”事件，刘子和最终葬身鱼腹之中。
刘子和的帮凶陈竹山也在解押到京的路上得了重病，上吐下泻，快到京城的时候，一命呜呼。
杨乃父及小白菜倒是受到优待，不仅一路上没受苦楚，过去受刑的创伤，也在沿途给予诊治。葛品连的尸棺有专船运送。每到一个州县，棺材上都要加贴一张封条，轮流派两个差人睡在棺材旁吃在棺材旁，日夜看守不敢松懈。以防尸骨被人在途中掉换。到北京后，共经过五十六个州县，贴了五十六张封条。
官船在路上走得甚慢。因为天津教案刚发生不久，这个案子影响极大，路上极不太平，时有耽搁，行程甚缓。到了八月份才来到北京。
（天津教案：1870年6月，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教堂将之葬于河东盐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群众愤恨。适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被捕案犯供称系受教堂指使，一时民情激愤，舆论大哗。6月21日天津知县刘杰同拐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教堂门前聚集的民众与教徒发生冲突，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到场向刘杰开枪，打伤其随从，激起了天津民众极大愤慨，致使天津全城鼎沸，引发了“火烧望海楼”教案这场大规模的中国民众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杀16人，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派崇厚去法国“谢罪”，向各国赔银50余万两。教案过后，民心不服，津冀鲁苏之地，常有袭扰之事。）
九月初十，由刑部会同京师五城都察院一同对该案进行了会审。醇亲王奕譞、刑部侍郎夏同善，都到了刑部大堂，在堂后听审。堂上专为私访此案的给事中王昕设下一座，负责监督审问。刑部满尚书皂保、刑部汉尚书桑春荣在正中坐定，户部、礼部两位尚书，在旁陪审。一应人犯，俱已提在下面。三部衙役，站立两边。书吏、幕僚各归其座，好不严整威肃。皂保先把刘锡彤传上堂来，并不问话，命刘锡彤立在一旁，桌上却把杨乃武一案的文书口供放在上面，又把杨乃武提上堂来。
皂保喝问道：“杨乃武，毒死葛品连的凶犯究竟是不是你呢？”
杨乃武知道这一回到了京中，就是最后一次申冤的机会了，向上道：“青天大人，小人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