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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之后的那一代人中间最伟大的思想家。
我们现在拥有他们所注的《庄子》，注者名为郭象，但是我们不能确切
知道，这两个人中谁对哪一部分负责。有一种说法，④郭象“发展了”向秀
的注。郭象还搜集了《庄子》当时存世的诸种版本，从中弄出了个定本，按
照传统说法它多少作了些删节，这就是我们现时所有的本子。象何晏与王弼
的情况那样，我们也要谈几句关于这两位哲学家的生平，因为在中国。一个
人的生活和思想总是有联系的。
向秀（大约死于公元300年）是嵇康（公元223—262年）的朋友；后者
为曹魏的富裕贵族，曾联姻于曹操之曾孙女。在正始时期的末年，他招集了
①
一批后来称为竹林七贤的文士追随着他。这个俱乐部包括一些实际信奉道教
的人，这种道教有时被称为新道教。这些人中有些人搞长生术，例如嵇康本
人就是如此，而另外一些人则从道家的自由意志论趋向放荡不羁，从“无”
走向虚无主义。后者放纵自己：饮酒、服用药物——而最令儒家清教徒难堪
②
的是搞裸体主义，打着庄子主张“自然”的旗号来为这些古怪行为辩护。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公元210—263年）是诗人，曾著有《达庄论》一
文。就是在这些人中间向秀才有了应该给《庄子》作透彻的注疏的想法。他
② 《三国志·魏书二十八》，第795 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版），第179—180 页。
③ 《崇有论》，部分翻译见于白乐日：《虚无主义的叛逆或神秘的遁世主义：公元3 世纪中国的思想潮流》，
载于他的 《中国的文明和官僚：一个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 H。M。赖特译，芮沃寿编 （纽黑文和伦敦），
第251 页以下。
① 关于“竹林七贤”，见唐纳德·霍尔兹曼：《嵇康的生平和思想（公元223—262 年）》（莱顿，1957）；
《竹林七贤与当时的社会》，载《通报》，44 （1956），第317—346 页；以及罗伯特·G。亨利克斯：《公
元3 世纪中国的哲学和争论：嵇康的文章》 （普林斯顿，新泽西，1983）。
② 关于服食药物，见瓦格纳：《中世纪中国的生活作风和药物》。关于裸体主义，见冯友兰：《中国哲学
史》 （英文版），第2 卷，第190 页；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79 页；白乐日：《虚无主义的叛乱
或神秘的遁世主义》，第236 页以下；以及戴密微：《一位诗人的作品》，载《通报》，56 （1970），第
241—2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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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们喜欢蔑弃书本和咬文嚼字的形式，所以嘲笑他，并问他为什么觉得
应该写一本注释而不使自己适情任性，象伊壁鸠鲁学派的信念所要求的那
样。在这方面我们得知，在向秀以前读过 《庄子》的人们只是一些方士，但
①
是没有人能够解释庄子的思想体系（“旨统”）。在他的一段关于诡辩家惠
施的注文中，就连郭象（如果不是向秀的话）也说，在他读到《庄子》以前，
他经常听到辩论家们讨论惠施的悖论，说它们应该属于庄子，最后他确信，
②
庄子是属于辩证学派的。当向秀把他已完稿的著作送给他的朋友们看时，他
们都大为惊异，其中有一个曾嘲笑过他的名叫吕安的人大声叫道：“庄子可
以不朽矣！”③
公元262年，竹林七贤中的两人——嵇康和吕安——被司马氏处死，因
为后者敌视自由意志派的道家。向秀马上赶赴京城，为他的朋友们说情。但
④
是，他很快又与独裁者司马昭取得和解，跟他的朋友脱离了关系；在司马氏
于公元265年做了皇帝以后他便当了司马氏的官，从而直接否定了他的道家
信仰。因此，150年以后诗人谢灵运说向秀是一个儒、道二家的调和者，这
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向秀在年青时曾著有《儒道论》，但他后来否
认此文与他有关。⑤
郭象（大约死于公元313年）这个人甚至更重要一些。他甚至比向秀更
明确地注意不让他的哲学观点牵扯到他的世俗利害关系中去。他在西晋王朝
初年中的宦海生涯中很是得意，颇得统治者司马氏的言听计从。据说，他们
待他非常好，致使他在政府中有过分的影响，因而很多人嫉妒他，甚至有人
指责他剽窃了向秀。向秀的注释可以追溯到曹魏的末年，其时是在嵇康和吕
安于公元262年被处死之前；郭象对它的修订则应完成于晋惠帝统治时期（公
元290—306年在位）。
他们的这个注释本子浸透了在道家和儒家之间搞调和折衷的精神，重点
却细心地放在儒家方面。郭象的序是一篇极好的散文，精巧而富有深意，他
在这里对庄子表现了种种保留的态度。他说，庄子的华丽词藻不能见诸实用，
因此他的著作不能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他只不过是古代“百家”中最前面
的一家而已。①
那么，郭象，或者在他以前的向秀，是怎样高超地把儒家和道家融于一
②
个首尾相连而出色的有创造性的体系的呢？ 他想法把庄子的自然同多年来
③
的半儒半法的给予各人的“分”的概念联系起来；这便有些象斯多葛派的“命
① 关于郭象的传记，见《晋书》卷五十，第1396 页以下。
② 关于“辩者之流”，见刘文典：《庄子补正》（上海，1947）卷十下，第24 页。
③ 《晋书》卷四九，第1374 页；《世说新语·文学四》，第13—14 页注 （理查德·B。马瑟译：《世说新
语》 〔明尼阿波利斯，1976〕，第100 页）。
④ 见前文。
⑤ 关于《儒道论》，见霍尔兹曼：《嵇康的生平和思想》，第28 页。
① 《庄子序》，第1 页。
② 郭象注释的片断由冯友兰译成了英文：《庄子》（上海，1933；纽约1954 年重印）；《中国哲学史》（英
文版），第2 卷，第208—236 页；以及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普林斯顿和伦敦，1963），第326—335
页。
③ 见戴密微：《中国哲学词汇形成的研究》，载《年鉴》，47 （1947），第151—157 页；48 （1948），第
158—160 页；49 （1949），第177—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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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katbēkon），或印度的种姓原则，或者象柏拉图的《共和国》里的正
义的观念。在郭象看来，事物之所以是什么 （“然”），是由于它本身是这
样的（“自”）。按照他的话说，我们应该使“自然”在我们的自身中行动，
遵循我们固有的秉性 （“性”），正象它在宇宙秩序中以及在社会和政治秩
序中自然而然 （“自然”）的那样。如果每个人都安分守己，根据他的“性
分”行事，那么，依据每个人的命运在其中密切结合而不可分的事物的自然
秩序 （“物理”），宇宙之“道”将能够完成它的作用，完成其所“化”了。
因此，在这种共性和这些个性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参与，这样的固有性，
④
严格说来，共性只存在于个性之中。宇宙＇天和地＇只是囊括万“物”的一个
⑤
总名词。共性——即道——只能在个性中才找得到。这些个性是自行存在的
（“自然”），是自己创造自己的（“自造”），是单独地起作用的（“独
化”）。道本身是“无”，因为它就是一切事物；它的特性是“无”，因为
①
它就是一切事物的特性。 “无”不再是象王弼所认为的那样是潜在性，或者
②
是“有”的产生的本源。它确实是“无”，一种非生产的无；再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