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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当然就是邪僻的路、苟且的路了。人要循正路而行，也就是循义而行，循理而行。作为〃义〃的路是大道，是大家都可以见到的，是一般都认为是正当的，也是绝大多数人都能顺着走的。
孟子并不一概否定求利致功的目的，他呼吁制民之产，士有所养就是明证。但是，士还应该有更高的抱负，而对所有人来说，无论追求什么，也都还有一个〃必以其道〃的问题。我们可能都想得到一笔财产，一个职位，但我们必须以正当的途径去获得它，而不能以苟且的方式去得到它。我们可能都想免除某些灾难，如饥饿、死亡，但也可能碰到只有通过苟且之路，伤天害理之行才能免除将加于自身的灾难的情况，这时我们就可能必须坦然承受这灾难，这就是〃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的含义，这是基本的义务，在这个时刻，〃舍生取义〃亦不为过。
再高一点，静心反省一下人除了谋利之外是否还应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为了这一精神追求是否应当不惜以身殉道，这就还涉及到目的，就步入更高的境界了。但对一般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义在不苟〃，〃有所不为〃。〃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穿 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④
孟子所反复叮咛的也就是这一点，一定要注意行为、手段的正当性， 决不能〃苟且〃， 不能〃诡迂〃，不能〃穿 〃，不能〃钻穴〃，不能行〃妾妇之道〃，而要行〃大丈夫之道〃。〃妾妇之道〃当然不宜拘于字义，〃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中行〃妾妇之道〃的恰恰是那个〃良人（丈夫）〃，孟子感叹道∶〃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⑤此一感叹并非绝叹， 它世世代代还在被人们以不同方式重复，此甚可哀也。由此也可看出价值目标对行为方式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志〃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行〃，这从自我的观点看尤其是这样。
但是，我们说过，从普遍的观点看，〃志〃是必须通过〃行〃来体现、来达到的，而所〃行〃之〃义〃就是〃路〃，走什么〃路〃在道德上往往要比达到什么〃目标〃更优先，更重要。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对〃路〃也可以比对〃志〃更好地予以判断。荀子甚至说，君子与小人之异不在追求的目标，而仅在追求的方式，即所求则同，所以求则异，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⑥但这里的〃所求相同〃似乎只应理解为最基本的欲求大致相同， 他们高层的欲望还是很不一样的，即我们上章所说的∶〃低同高异〃。
无论如何，除了道德人格的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还要有许多不属于道德的目的和欲求， 如谋生求职一类，而如何求，走什么路，这就有义了，如果以正道求，那么，即使我的所求尚非宅于广博的仁心、爱心，而只是为一己一家的奉养，那么，我也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人。而且，长此以往，始终坚持直道而行，正道而求，无疑有益于、也许是最有益于陶冶我们的情操，最终把我们造就为一个高尚的人，甚至进入圣域。此即〃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总之，我们从〃义〃为〃人之正路〃的比喻可以得到的启发是∶第一，路是用来行的，用来到达某一目的的，所以，〃义〃直接与行为有关， 与手段有关；讨论〃义〃尚非讨论最终目的，讨论至善问题；第二，路是迹，是可见的，外在的，所以，〃义〃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是客观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第三，作为〃义〃的路是正路，是大道， 是常途，所以，〃义〃也是具有普遍性的，是人人所应当遵循的，也是绝大多数人所能够遵循的。
以上所说，我们也可以从〃义〃与〃道〃的联系得到印证。《尚书·洪范》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在此，很显然，〃义〃、〃道〃、〃路〃三字的意思是一致的，所说的都是〃王道〃即〃社会正义〃，用不同的字只是为了避免重复。后来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也可以说是这种用法，也是〃道〃〃义〃等同。
不过，〃道〃有时虽可等同于〃义〃，却是在它包容了〃义〃的意义上等同的。〃道〃本身是一个更为深广的哲学范畴，而不止是一个伦理学概念。〃道〃还可以包括根本价值、最终目的的含义，也就是说包括〃最好〃〃至善〃〃最高理想〃的含义。所以，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各派各家都〃志于道〃，〃以道自任〃，但不好说它们都〃志于义〃〃以义自任〃。〃义〃只是方式、手段，这时它与〃道〃的关系正如孔子所言∶〃行义以达其道。〃⑦也就是说要通过正当的途径来实现其理想。
春秋时期，孔、墨两家都甚重义，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 〃喻于义〃还是〃喻于利〃；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义为天下之大器〃，他们对义的客观性看来都没有发生过疑问，都把义看成是客观的原则规范，看成是具有明确内容的，孔子以《春秋》明〃大义〃，此〃大义〃显然不以个人主观意识为转移，墨子以葬父为例，说这不仅是我的义，也是你的义。后来荀子讲〃礼义〃，韩非讲〃公义〃，汉董仲舒讲〃以义正我〃， 唐韩愈讲〃行而宜之之谓义〃，也都没有怀疑过义的客观性。但是， 在《孟子·告子篇》中有两段批评〃仁内义外说〃的言论， 孟子在其它地方还谈到要〃集义〃而非〃义袭〃，要〃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等， 这些言论到宋明时特别为儒者所强调和推崇，〃义内说〃于是被敲定， 而〃义外说〃几乎成了一种禁忌，所以， 我们要专门疏解一下《孟子·告子篇》中的这些话。
告子说∶仁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义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我爱我的弟弟却不爱别人的弟弟，这是因我自己的缘故，所以说仁是内在的，我敬我家里的老人，也敬其他的老人，这是因他们年纪都比我大的缘故，所以说义是外在的。
孟子的反诘是∶不知道你所谓的义，是在老人那里还是在敬老的人那里？（如果说义是在外，是在被敬的对象即老人那里，那么，对象不同，恭敬心也应该不同才是，而实际上）就象喜欢吃别人家的烧肉的人，也喜欢吃自己家的烧肉，他喜欢吃烧肉的心并无不同一样，（不管对象是我家的老人， 还是其他的老人，恭敬之心也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义不在对象，而在主体，不在外，而在内）。⑧
紧接着孟子指导公者子与孟季子问难的一段也是批评〃仁内义外说〃，论据大致相同，限于篇幅，不具引，我们主要分析孟子与告子辩论的一段。
首先，从上例可以看出，告子所说的〃仁〃〃义〃是有特定含义的，仁是爱弟或爱亲，义是敬长，〃仁内义外〃一说的产生大概跟这种特定含义很有关系，因为爱亲比较自然，容易从心中油然而生，而敬长却不那么自然，容易感觉到具有某种外在的约束性，强制性。所以觉得是〃仁内义外〃。
但是，以内外来分别仁、义看来并不恰当，至少是不重要的。爱亲、敬长可以说都是某种义务，或者说都是总称的儒家的〃仁〃之〃义〃，它们作为原则规范，都是客观的，外在的，而若把它们看作内心品德，从个人的道德践履出发， 它们又可以说都是主观的，内在的了。
其次，义的客观性或外在性也不宜理解为是存在于对象那里，这一点孟子反驳得有道理，后来王阳明也有过类似的驳论，大意是说，如果说孝的理在父亲那里，那父亲一死，这理岂不就没了吗？
当然，我们认为，这理最终也不是存在于主体那里，存在于心灵之中，尤其是上述具体的义理。因为个人既是对象，也是主体，个人作为对象会死去，作为主体也会死去，所以，孝的理也不会存在于儿子或主体的心里。这一理宁可说是存在于人与人的父子关系之中，只要这一关系是客观的，这一孝义或孝理也就是客观的， 我们且不说〃天不变，道亦不变〃 ， 而是只要人类存在和延续一天，这种父子关系存在一日，也就有这种孝义孝理存在一日。人类的基本义务可以说都是从这种客观关系发源的，义务客观性的根据就在于这种客观关系。当孟季子说∶一个人心里敬的是自己的大哥（仁），但在一起饮酒时却先敬本乡长者而非先敬自己大哥，因而可证义是外在的而非由内时，孟子解释说这是因为本乡长者〃在位故也〃，这个〃位〃就是指一种客观关系。
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