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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陷阱。根据历史经验,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高。对实际生活中这些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的现象,元化先生有自己的想法:
这几年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大陆一些有影响的学人发表了这样那样的看法。有一些不免是想当然的说法。有一位说市场经济必然要带来不可避免的腐败;我们只能够在一定范围里缩小它带来的危害,而不能将它消灭……另一位因市场经济出台后,出现了不少批评道德败坏、理想沦丧的议论,因而怀疑发表这些议论的人是不是都想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还有一位则认为吃饭问题是根本,只有经济问题解决了,社会道德问题才会自然而然好起来。持上述见解的人,有的是研究国学的,有的是搞文学的,也有的是从事哲学和文化研究的。我听到这些说法,提出了不同意的看法,但是我只是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不健全,经济法规的不完整,以及权钱结合所出现的诸如批条子、卖配额等来说明问题。直到最近,读了吴敬琏赠送给我的书以后,我才发现一些在文化领域纠缠不清的问题,经济学家已经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这本书是一些经济学家于一九八八年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的系列文章的合辑,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关于海外学者所研究的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国家(如新加坡)工业化发展过程一开始就着重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原则,同时采取了打击贪污腐败的司法、行政措施,因而市场化进行得顺利,行政机关也基本上做到为政清廉。而那些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旧的官僚特权和封建特权保留得愈多的国家(所谓“印度病”、“拉美现象”以及菲律宾的所谓“马科斯陷阱”等),腐败也就愈严重。这本书中吴敬琏的两篇文章介绍了海外学者于七十年代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寻租活动”理论,认为某些进行市场化的国家的贪污腐败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的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以致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给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创造了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这里说的超额收入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利润。以上我只是介绍了《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一书中所谈的理论,我在这方面没有研究,所述大意是依吴说。读者倘要进一步理解这本书的内容,请读原著。我觉得我们如果多读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问题的分析,大概可以使我们不致仅仅根据自己有限的常识去说一些想当然的话。〔45〕
在我与元化先生的几次交往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不懈追求真知的年轻人的关怀和照顾,同时我也深深感觉到他的殷殷期望: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无奈现实里,要有一批又一批后生勇敢地承担起中国文化事业的未来!
元化先生在谈到他近年出版的《思辨录》、《清园近作集》、《人物·书话·纪事》等著作时,曾经对我说过,你是否发觉,我的这本《思辨录》的几百则内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是的,整本《思辨录》总共三百七十七条,内容精彩绝伦,没有重复。这些文字作为作者六十年追求真理的纪录结集出版,意义非同寻常。它给想要了解王元化和研究王元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最有价值的文本。
反思,是成熟了的人的思想特征,当然也是成熟了的社会的思想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坐标,我以为,元化先生就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坐标。通过元化先生反思“五四”,清算激进主义,对于改革的独到见解,我们可以看到元化先生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精金美玉的思辨华章和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学术功力,从中可以体会到元化先生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层次、深度和他的创造性。
注释:
〔1〕王元化:《清园近作集·序》,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2〕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3〕王元化:《清园谈话录》(11),2005年12月28日《新民晚报》。
〔4〕〔6〕〔9〕〔10〕〔11〕〔12〕〔13〕〔14〕〔18〕〔19〕〔20〕〔21〕〔35〕〔36〕〔37〕〔38〕〔42〕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39、29、27~28、29~30、29、31、30、34~35、37、38、41~42、45~46、42~43、59、26~27页。
〔5〕〔22〕〔23〕〔24〕〔25〕〔26〕王元化:《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74~75、434、11、434、11页。
〔7〕〔8〕〔16〕〔31〕〔33〕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147、130、57~58、6~7页。
〔15〕王元化:《清园书简·后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7〕王元化2006年4月2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又见王元化:《清园谈话录》(11),2005年12月28日《新民晚报》。
〔27〕〔34〕〔45〕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266~267、282~283页。
〔28〕王元化:《清园近作集》,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0页。
〔29〕综合王元化2006年4月2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及相关文章。
〔30〕2004年2月8日《文汇报》。
〔32〕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8页。
〔39〕〔40〕〔41〕〔44〕王元化:《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266~267、266~267、131~133页。
〔43〕2003年2月17日《新民晚报》。
水木清华的流光碎影
? 唐小兵
坊间流传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作者何炳棣,在书中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记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他在垂老之年这样深情地追忆:“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年至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也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1〕正是清华大学优良的教育,为何炳棣日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华裔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鲁迅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北大的前身又是晚清新政遭遇挫败后,新政中唯一保留的京师大学堂,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它又成为鼓动社会新风潮的发源地。而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因此在一种充满“革命胎记”的历史叙述中,清华与北大相比较就相对显得黯然失色。何炳棣先生在这本私人性质的回忆录中用长达六十余页的篇幅来描述当年在清华的岁月,除了出于勾勒个人学术渊源的目的之外,为清华“正名”恐怕也是其潜在的动机之一。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一句传诵一时的名言?押“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清华浓郁的学术气息和自由空间让清华人念念不忘。如果没有学术自由作为一个大学的内在气质,那么即使它再“现代化”也只能生产一堆伪学术垃圾,而学术自由与学术包容是“合则双美、分则两伤”的关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高校的翘楚,就跟那种积极改善教师的治学条件大有关系。当时担任过历史学系主任的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清华有两项重要措施是值得称道的。清华是一所国立大学,教职员待遇与其他同级大学是一样的,因此,它无法聘到杰出的学者任教。为此,评议会想出一个办法。就待遇的标准说,清华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但清华另外规定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资;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定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以上规定,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他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3〕可见当时的清华吸引学人,主要并不是薪水的优渥,而是依靠给学者提供一个宽松的治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