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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除了没有强烈的代际分化之外，也比西方人少性别 分化。从一些迹象———文化中主流的男性形象是女性化的“白 面书生”，大众戏剧中“颠凤倒鸾”倾向的普遍化———可以看出 中国人有将男女之性别暧昧化的倾向。如果一个文化中的主流 男性形象是女性化了的男性，就似乎显示出：无论男女所喜爱 的，想与之认同的形象都是性别暧昧的，在异性的外形下有着许 多同性的内容，或在同性底下有着许多异性的内容。
中国人看到一男一女多谈了几句，就会“心灵超速”，去刺 探盘问，甚至要“捉奸”，但对男与男手牵手，女与女勾肩搭背，却 是习以为常的。对此类现象大惊小怪的，却是视男女亲热接触 为理所当然的西方人。一位美国专家到了杭州西湖畔，看见两
位解放军战友手牵着手，就要拍照。一位西德人到了天安门广 场一看，回来说：“中国人都是同性恋！”
在一般的情形中，监狱与兵营是助长同性恋倾向的场所，因 为人被剥夺了接近异性的机会，易转移到附近的同性身上找寻 慰藉。
不过，我并不偏重环境说。文化深层结构对人的塑造好比 第二遗传，即使跑到一个更有“行动自由”的环境中———例如外 国———身上的文化“密码”仍不易解掉。中国男性有如此倾向： 即使对一个女的感兴趣，但第一次去接近时，往往会带了另一个 男的一起去，结果使女方不知到底哪一位才是要向自己发动攻 势的人。
这种躲在同性堆中去面对异性的习惯，自然在女的身上也 浮现。例如，明明是与男性约会，事到临头改变主意或退缩，却 不会像西方女性那般直截了当地说，而往往是将自己的同性朋 友搬出来当作借口，甚至连宿舍中不同国籍的室友也会被拿来 派用场，于是事情被说成：与自己的女友临时有事，必须违约，云 云。在本人的经验中，上述情形在更为“女童化”的香港女性身 上出现的频率高于台湾、大陆者。在这一点上，前者反有点像东 洋娃娃型的日本女性。这类情形往往不是同性恋。西方女性搞 起同性恋是充分自觉的，也易排挤异性。上述东方女性却是非 需要男性不可，甚至一开始就想到结婚，因此在面临异性关系时 倒退回同性堆中去者，乃不善于由一己去面对之故。事实上，需 要依赖一个人，和因为向社会观众交代而结婚，与“个人”没有 强大到足以应付异性关系，往往是彼此呼应的现象。
此外，中国人的“非性化”，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底下的“性压 抑”有所不同。大部分的中国人，在还未完成安身与生育这两项 社会功能的时刻，可以让性欲最旺盛的整个青春期空废掉。从 性被剥夺而又没有普遍出现西方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歇斯底里症 的事实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问题是“非性化”多于“性压抑”。它 由于“自我”结构的弱化，性表现的焦点模糊，缺乏易掌握的出 口渠道。但在心中却是不需压抑的，一旦表达，也是不易控制 的。
事实上，如果西方人在性成长中必须对“恋母”予以压抑的 过程并不适用于中国人身上的话，那么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有 否弗洛伊德所谓的“潜伏期”？也是个大大的疑问。中国人在口 腔期与肛门期的经历，都比新教文化的西方人要来得放纵，亦即 是少予控制，因此可以类推：在更高阶段上，这个放纵亦多半会 持续下去。它无疑造成松垮、被动的人格，在处理成人的“性”方 面易出现不成熟的态度，并保留许多的人生早期阶段的幻想，但 正因为如此却也没有西方式的“压抑”，更易倾向无形状的泛 滥。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帮助人格健康成长的性教育尽管荒废， 有便于泄欲的色情场所与媒体———文字、图片、录影（像） 带———却是可以泛滥成灾的。例如，在新教文化的美国，个人在 日常生活中“性”的比重也许会多于中国人，但在整个文化的气 息中却缺乏东洋的那种色情风味，也不像台湾那样，咖啡厅、舞 厅、理发厅、理疗院、三温暖，甚至连变相的医院、加油站都可以 是色情的场所。美国前一阵子揭露的“宝岛玉女卖淫案”，显示 出本地社会从台湾与韩国进口了自身所没有的异国色情风味。 中国没有像基督教文明那样将“灵”与“肉”截然分判，或者 高抬理性以驾驭感情，也没有视“自然”为必须用人力加以控制 与征服的对象。事实上，西方生殖器主导的人格，其所强调必须 予以控制者，正是性欲，好比中国的和合式的人格必须予以约束 者乃是攻击性一般。
此外，西方人也视“分离”为成长的必经手续。它保障了一 个成人有自力组织去获得性爱的能力，而不像东方人一样，必须 借“相亲”去完成“成人”的任务。然而，很吊诡地，“分离”却同
时是一个不利于性爱的因素。尤其在今日的美国，个人也许对 性爱很开窍，也具备充分散发这方面讯息的肉体，在进行性爱时 也会像体操一般猛烈，但对泯灭自我疆界的亲密关系，处理起来 却有点神经质。一般来说，一进入亲密关系，即易出现反弹作 用，甚至立即转化为憎恶与被害妄想。因此，人与人很难走在一 起，走在一起的，也往往导向“异化”的性。
性之为物，其实有向人生早期阶段逆退的一面。性爱达到 高潮时，也正是个人的理性的自我疆界瓦解、必须失去控制（亦 即是“丢了”）的时刻。因此，西方人对“性”的看法也是充满暧 昧性的。一方面，他们以一个人有否从事这方面的能力，作为其 是否“成人”的标准。另一方面，却视理性控制能力之薄弱为儿 童化的倾向。例如，“人际关系的分析”（transactionalanalysis） 一派的心理学说，即视一男一女之间的互相挑逗为“儿童对儿 童”的行为。甚至弗洛伊德学说本身，也一面视“潜伏期”以后 的“生殖器阶段”为人格的全面成长，另一方面却又缅怀失去了 的乐园，视童年“恋母”情结的被压抑为最大的“异化”。近年来 的一部弗洛伊德派的小说《白色旅馆》（TheWhiteHotel）甚至用 性幻想的方式表示：口腔型的———亦即是双方都将对方完全吞 掉的———性爱乃是最令人向往者，也是在现今这个理性社会中 不可再现者。
因此，不少新教文化背景的西方人对东方持有性幻想，尤其 是男性对东洋娃娃与东洋色情风味的向往。他们借着理想化的 “东方”，以重温在人格成长过程中必须压抑掉的那部分。
4。“自我”之被非组织化
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局面，曾经有不少人 试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去加以解释。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 学是采取“封建说”的，但是，这个说法既然很难自圆其说，于是， 也有不少论者试图在“封建说”中掺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成 分———例如说：中国的历史发展是迟滞的，虽然它也经历所有人 类社会共同经历的五大阶段，但是它却具有独特的“亚细亚”道 路。
这种试图折衷两种说法的最巧妙者，莫如以下的一种说法： 中国在原始氏族公社还没有清算殆尽的基础上，就进入了奴隶 社会的阶段，结果，奴隶社会并不能如在西方那般盛开，就拖着 氏族公社的残余进入封建社会，自然，连累到封建社会的发育也 不健全，使资本主义社会迟迟地难产。
换而言之，这种认为中国历史发展也必须经历五大阶段但 又不得不承认它其实没有多大变化的折衷论，所想指出的是：在 中国，总是旧的拖住新的，应该死去的拖住该诞生下来的。
对中国历史形态之停滞不前，上述这一类概念化能否加以 解释，姑且勿论，它倒是引起人们注意到一点：中国的历史形态 确实缺乏向前开展的意向。
笔者认为：姑勿论几千年的停滞不前是由几个未经清算的 “生产方式”叠床架屋造成的，抑或由其他的原因促成的，这个 由几千年历史的总堆积呈现出来的开展意向的缺乏，亦必然不 可避免地浮现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换而言之，每一个中国的“人”正是被其文化设计成这样的 一副样子———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被堆积着如此的一组 文化密码，使他无法成为一个全面盛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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