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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这里说的“做人”，并非一定指矫揉做作的意思。因 为，中国人是不重“个体”的，因此不像西方人那样强调“是”（to be）一个“人”，而是必须在“二人”之间才能“做”一个“人”。共
产党战士的“为人民服务”，有时是献出自己生命，却使整个集 团在老百姓面前获得了威信，为他们所爱戴拥护。
反共人士自然会说：这只是共产党的宣传。然而，为什么在 国民党的宣传中，就从来连想象力都达不到这些桥段？台湾制 作的描写抗日的电影，多半是描写“愚民”如何不了解领袖“曲 线救国”的一片“苦心”，还要群情汹涌地闹事，到后来才体会到 领袖的“英明”，于是出现痛哭流涕地忏悔的一幕；或者，描写国 民党情报员的个人英雄主义，而其内容则是先去充当汉奸，并且 在妓院中与敌方周旋，等等。因此，由双方面流露的意识状态 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倾向。
此外，在 70年代海外留学的爱国运动中，原先并不知道共 产党作风的港台学生，在向“左”转以后，也自发地采取了“为人 民服务”———亦即是关心同学生活———方式去吸纳群众。至于 在北美校园中的国民党学生，则只知道动用恫吓与打人方式。 显然地，一方较有人民性，将群众当作“自己人”，因此必须在他 们面前“做人”，另一方从不将群众当作“自己人”，因此也毋须 去“做人”———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 “文法”规则之演绎。
马列主义到底是具有人民性的思想，因此，在透过中国人的 “良知系统”这个变压器后，就将中国人的“仁”落实到广大的群 众层次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然而，即使在这个传统 “仁政”理想的全面展现中，也已经显出中国文化的局限性———
这个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前提上就决定：它只利于搞“心连着
心”的“统一运动”，不利于搞个人必须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运动。
的确，中国人各自为政的“身”必须由“心”的媒介串联起来 的，因此，中国人如果“心死”，就会出现一盘散沙的状态———而 这正是海外华人社群任人统治、任人宰割的无形状的存在状态。 至于所谓“爱国主义”、“认同”或“回归”这类“心怀祖国”的运 动，则是这种“心”的复活。循着同样的逻辑，一盘散沙的中国社 会亦确实必须由“亲民”式的集权主义组织起来。
在传统时代，“亲民”的理想就是行“仁政”，而其具体做法 就是“平天下”。“平天下”有两种意思，其一为“平均天下”，使 人人都“有一口饭吃”，其二就是使“天下太平”，亦即是“保持安 定团结”。因此，在太平盛世、天下大治时，好的政府必须采轻徭 薄赋、劝励农桑、不扰民的政策，使老百姓获得生计。在天下大 乱“人心思治”时，任何打天下的集团只要会“做人”、礼贤下士、 笼络父老、访问民间疾苦，就可以使“人心归向”，而得天下。无 论是处于天下大乱还是天下大治之世，中国人的“仁政”理想， 都是希望使天下之人都能“安身”。因此，士大夫的“志”就是 “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只要做到这一点，就
可以将天下的“心”都归到自己这一方，从而达到“一统天下”之 目的。
然而，在传统时代，任何“大一统”对天下的组织程度，比起 现代的建国运动来，都要松散得多；任何传统时代的“天下归 心”，比起现代“心连着心”的群众大联合以及建国初期的“上下 一心”，都要微薄得多；而任何传统时代的“仁政”，比起现代的 “为人民服务”来，也是消极得多。
固然，台湾的蒋经国也曾有“为民众服务”的口号，以及亲 自到路边的小摊吃豆浆等动作，然而，这只是“亲民”的姿势，而 不是“亲民”的制度。今日的台湾或许有进步的地方———例如： 资本主义底下的经济成长、地方选举等等———然而，这些事物已 经越出了传统文化的范围，而必须归功于外来的影响。至于中 国文化正统的全面传承，则在“人民共和”的中国大陆。
的确，在传统时代，所谓“平均天下”，使人人都“有一口饭 吃”，云云，只是存在于政治理想中，或者顶多是某些皇朝建立初 期昙花一现的现象；至于政府的“养民”，也最多是保持安定的 局面下，使老百姓能够自寻生计。唯有到了今日的国有化体制 下，“平均天下”才被制度化为“铁饭碗”制度，政府也的确积极 地挑起了使全国“皆有所养”的责任，负责安排十亿人都有饭 吃，都有工作做，都能“安身”———这已经是农耕文明的“太平” 与“大同”理想的全面展现。我们试想一下：十亿人是美国、苏 联、西欧、日本人口的总和，古今中外从无一个政府能负起使这 样的一个众多人口都“有一口饭吃”的任务。相形之下，台湾与 香港这样的小地区的经济“奇迹”，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亲民”理想的落实，也包括老百姓这一方。事实上， 所谓“亲民”，已经包含了“仁者，二人也”的对应关系：“亲”是指 父母亲一般的政府，“民”则是“子民”。循着中国文化里“二人” 之间的“文法”规则：政府使老百姓“皆有所养”的一番“心意”， 后者必须用“以心换心”的方式回报。在传统时代，所谓“爱民 如子”只是说说，政府的所谓“养民”也最多只是消极地不扰民， 因此，要求老百姓的也最多是“民心归向”，不要造反。然而，在 现代的国有化体制下，政府既然积极地使老百姓“皆有所养”， 因此，也就出现更为强烈的“交心”要求。如前所述，中国人的 “心”包括思想、感情、判断与意志，因此就要求老百姓将这一切 都交出来。
在建国初期，天下大定，人民生活开始有着落，国家在百年 来的首次统一，也使民族臻于富强有实现的可能性———这一切， 都满足了广大的中国人的“心”。因此，在这段期间内，也确实出 现了“上下一心”的局面，而政府也能够调动这股“民心”，不计
物质报酬地从事劳动。而且，政府说什么，大家都信服，很少有 自己的看法。
在 70年代以后，这股“民心”已大为降落，因此必须运用物 质刺激，而老百姓也开始有自己的看法，发牢骚的人也越来越 多。但是，在今日的大陆，仍然可以碰到一些人会说：以前没有 工作做，不能“安身”，如今有工作做，又成了家，因此从心底对党 怀有感激之情。的确，中国人不习惯于冷冰冰的法权关系，他们 必须连政治也感情化，因此，不是“交心”就是“离心”。
要求老百姓“交心”，亦即是要求他们受“教”的意思。的 确，传统的“亲民”理想，除了使老百姓“皆有所养”之外，还要对 他们“施教化”。这也是家庭中亲子关系的演绎———父母对子 女有养育之恩，子女就必须“听话”，亦即是受“教”，如果不受 “教”，父母就可以对那个由自己养育成之“身”施以“体罚”。并
非偶然地，中国人连“国”也称为“国家”，因此亲子关系的原理 也应用在政府对老百姓的“二人”关系中。
在传统时代，政府之“掌教化”，就是奖励贞节孝廉、和睦地 方、颁读圣训，等等。对不听话的“刁民”，则采取“体罚”，例如 当众脱掉裤子打屁股，如果更严重的犯法，就会施以种种肉刑。 的确，中国政府历来的功能，都包括“礼乐刑政”这四项。“礼 乐”之目的就是促进社会的和合性，老百姓驯良，亦即是防患于 未然；当“礼乐”不能竟其功，老百姓出现越轨行为之时，就出动 到“刑政”。中国人的“刑”，杀头自然不用说，其他的种类都牵 涉到皮肉之苦楚，甚或肢体之伤残。并非偶然地，西方人称司法 部为“正义部”（MinistryofJustice），中国人则称为“刑部”，因此， 司法就倾向于成为“司刑”。
这种“教化”的功能，到了现代，在国民党政权身上仍然可 以看到。例如，在台湾有奖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