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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心”，亦即是指缺乏公德心、损害公共利益一类 的现象。自然，干部的贪污枉法、满足一己私欲的行为，也可以 归入土产的“私心”一类。
的确，在中国文化里会出现这样的两种极端的人格：第一种 在社群与集体的召唤下可以做到“舍生取义”，第二种则完全让 自己的“私心”泛滥，达到损害公家利益、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的 地步。这两种人格甚至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例如，在 中共革命时期，曾涌现许多成仁取义的烈士，至于那些生存了下 来的革命者，在当时如果成仁之机临到自己头上的话，也可能会 “舍身”，然而，到了胜利以后，有些曾经奋不顾“身”的老兵却认
为：“既然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现在享一点福又有什么要紧？” 于是，就肆无忌惮地搞特权。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人的“人情的磁力场”的一种 运作方式：如果它仍在发挥作用的话，就可以对“个体”产生制 约作用，甚至能要求它抹掉自我去“舍生取义”；一旦作用失 灵———亦即是在集体失去威信之时———大家就会将强调放回 “自身”这一端，结果就使损人利己的“私心”泛滥。在中国人的
“人情的磁力场”中，既然你的与我的、公的与私的从来就分不
清楚，因此，一旦“利吾身”起来，就会损害别人、假公济私、化公 为私，有时占了便宜还要以为这是大家欠自己的“人情”。
的确，中国人的“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是只有在“二 人”之“心”互相“有到”彼此“身”上时，才出现的———如果这个 “二人”关系是君臣、国家与个人、集体与个人的话，中国人甚至
还可以“成仁”（亦即是成全“二人”关系中的对方的意思）。
至于中国人的“一人”却也说得上是“人心唯危”的。的确， 由道家这套“身学”反映出：在中国文化里，如果“个人”从人情 的磁力场中退出，还可以具有一点超脱飘逸的意境（后来从印度 传入的佛学就为这些“出家人”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性的精神 形态）；然而，在某一些个例中，这种超脱是飘逸？灵性？还是 “明哲保身”的乌龟哲学？甚至是“退隐终南”的以退为进之术？
就已经不太分得清楚；但是，如果这个“身”仍然居留在人情的 磁力场内发挥作用，又不把重点放在“二人”感通之上，却去将 它放在“自身”这一端的话，就势必导致“以静制动”、“借力打 力”的阴谋术———亦即是老子所教导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①的确，对道 家来说，“天理”或“道”就是“一人”，而追求肉体长生不老的意 向就是希企与天地一般长久，因此，如果这个“道”一分为二而 成阴阳的话，也就会变成如何利用“二人”关系去利“一人”的自 然法则。显然，从道家这套“身学”反映出来的文化“深层结构” 的倾向是：中国文化的确将“人”设计成“二人”相互制约关系之 任何一端，因此，不受制约的任何“一人”就很容易成为一个“不 道德的主体”。这种倾向，与中国人之“身”不是一个自我组织 的项目，而是由彼此的“心”去镇止的对象的设计，也有结构性 的关联。
① 《老子·韬光第七》。 5。“上下一心”与“发动民心”
显然，中国人“无私”也好，“自私”也好，都不是“自我”已经 萌芽的表现，而是由别人去“定义”的。
在建国初期的 50年代，中国是一派“上下一心”的景象，因 此，人人都有礼让之风，干部也作风廉洁，比起同一时代的香港 好得多。的确，在那个年代，集体的威信还健在，“自己人”这个 圈圈扩大到五亿人，上面的心意“有到”下面，下面的心意也“有 到”上面，大家都受到人情的约束，不会胡来。更有甚者，为了建 设国家，老百姓还肯不计报酬地义务劳动，亦即是出现中国人那 种“挨义气”精神（的确，在香港的一些厂家中，亦出现老板在没 有订单时不肯遣散员工，员工在没有盈利时也肯“挨义气”的情 形）。
建国初期“上下一心”的局面，是由中国共产党经由长征、 延安时期、抗日与解放战争时期逐步缔造而成的。日本人的入 侵，对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能凝聚成一个“自己人”的圈子，无疑 起着很大的催化作用。然而，马列主义的革命观，革命战士照顾 群众生活的“为人民服务”方式，却起着凝聚性的领导中心的作 用。这个中心，除了领导与群众之间出现“上下一心”的渠道之 外，还促成群众之间“心连着心”的大团结。
这种集体的“心力”是至为巨大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它是 一种可以克服落后的物质条件的精神力量，使革命者能够用“小 米加步枪”去击败“飞机大炮”。这种由“心连着心”造成的“万 众一心”的局面也使建国运动得以完成。用“小米加步枪”去击 败“飞机大炮”，自然是强调“人的因素第一”（其实是“人心”的 因素第一），而不是像唯武器论者那般只重现代装备———至少， 在由长征到建国这一段时期内，这个“人心”逻辑是运用得当 的。
然而，这个逻辑也有运用不当的时候。在清廷搞洋务运动 之际，与洋务派打擂台的（例如大学士倭仁）就曾提出“自强之 道在振奋人心，而不在奇技淫巧”的命题，并且认为由祖宗传下 来的既定方针一字也不能改———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首 次出现的“东风压倒西风”派，也是进入近代以来最早出现的 “凡是派”。后来与康梁维新派作对的徐桐、刚毅等人也属这一 派，慈禧太后则从中利用，而“振奋人心”的结果就是大家都熟 知的自认“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之乱。
然而，在中共革命的过程中，在革命斗争的策略上，党内发 动“人心”的“土派”却证明比莫斯科派回来的“洋派”正确。不 过，这种“人心”的逻辑之继续推衍，到了“大跃进”时代，却变成 了由“土法炼钢”加上“伟大的空话”所造成的灾难，到了“文革” 时代，则酿成了更巨之灾。的确，在某些时候，中国人的“人心” 之发动，就是“天下大乱”。 中国这个几千年来“超稳定”的天下，其结构性的意向也只 可能是“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换而言之，其“目的”意 向性是静态的，一旦出现“动”也只可能是“动乱”，而“人心浮 动”也从来都不是好事。因此，在中国历代的政局中，接近“上下 一心”的形式也顶多是消极的“天下归心”，而其目的则是为了 致天下于大治。
具有类似于中国人的“人心”逻辑的日本，其历史性文化 “深层结构”却不是这样。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天下”，但 是在全民的意识中却有类似以色列“选民”观念的“神国”心 态———这个“神国”具有一种“国运”的意向，亦即是一种势 将在天下万国中占首席地位的信念。因此，日本文化的“深 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事实上，日本历史的每 一阶段都有新的内容，而不像中国那样皇朝循环兴替。这个 动态的意向又与日本文化具有“超越界”的符号有关———日 本人认为他们的整个国家是由天神创造的国土，而天皇则是 天照大神的后代，因此维持“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是跨越神界 与凡间的媒介。显然，日本文化的“超越界”并不是像西方人 那样是“个体”动态开展与提高意向的最后归依，而是整个国 家“集体”提升的拉动力。因此，从武士到庶民都有“报国 恩”的观念，而其意向则为在历史之流中去展现日本的“国 运”。这说明了：为什么王阳明的“心学”，在中国顶多是另 一种“镇止民心”的观念形态，传到了日本后却变成武士道的 唯意志论，渗到了民间也变成一种用勤奋工作去“报国恩”的 心法。至于作为全国效忠对象的天皇制，则是一种制度化了 的凝聚中心。因此，当面临西方的挑战时，全国就很快地出 现“同心同德”的局面，以及“上下一心”的总动员，而这股动 力也可以恒久地保持不衰。
至于中国，“人心”的因素是存在那里的，但却是被镇止 的对象，一旦发动起来，也只是造反，而且多半导致“动乱”。 到了现代，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基本缺乏的动态“目的” 意向性，却由外来的马列主义所提供，并且配合上中国人“发 动人心”的逻辑。因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