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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和志业的老人。”陈映真：《悼念的方法》。《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8年1月15日。又，《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258页。他还说：“解严以后，台湾激越地、亢奋地，在无数试行错误中学习民主生活。蒋经国先生的党、政府，甚至他个人和家族，受到民主政治中应为平常的攻讦。但细心的人们，都会觉到，在四十年绝对主义和权威主义政治传统和气候之下，蒋经国先生，以令人诧异的宏大，豁然处之。在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中，现代资本主义和市民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发展，如果没有蒋经国先生的恢豁，民主运动，怕还要遭受更其苛烈的挫折，才能诞生和成长吧。”同①，又，第259页。从这个意义上看，《山路》的“反政府”倾向，是应该获得积极的评价的。
至于《山路》是不是一部“反对共产运动意识的小说”，我的回答又是否定的。
钱江潮提到的姜贵的小说《旋风》，是一部公认的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作品。
出生在1908年的姜贵，从大陆到台湾后，1952年写成《旋风》，但无人出版，到1957年才自费刊出五百本在台湾流行。《旋风》所写，先是早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T城（济南）的活动，后是方镇中方家各房的盛衰故事。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高度评价姜贵的《旋风》是“卓然而立，以综错复杂的中国生活（里面恐怖腐败，兼而有之）做背景，从五四时期开始到抗战初期止，对共产党在中国窜起之来龙去脉，有非常扣人心弦的交代”。读这部《旋风》，可以看到，表面上看，它在写道德混乱状态，实际上却是，方家人的“毫不经心地自毁前途，正好与共产党有计划地制造社会暴动，成一讽刺性的比对。”该书“以《旋风》题名，显有乐观色彩：共产主义将会像旋风一样，来势汹汹，但不久气势就会殆尽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本。（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7月初版，第483、486、487页。。
拿这样一部十足的反共小说《旋风》和陈映真的《山路》相比较，本身就无从说起。
《山路》呈现出来的，就是陈映真一再所说的他的反省和思索。而这反省与思索，恰恰都是为了推动事物的再向前发展的。在彦火的《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一文中，陈映真就说：
因为我认为中国的革命，是跟当时比较进步的人一样，无懈可击的，但从革命带来的问题，全中国的文学家应该反省，为什么会这样？这些人牺牲的意义是什么？在那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该从各个角度来讨论。彦火：《陈映真的自剖与反省》。《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6—87页。
在韦名的《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一文里，他更明确地说：
全世界已建立了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的失败了，有的犯过重大的、近于毁灭性的错误，有的问题重重。全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都经历着幻灭、低潮、反省和探讨的过程。我只是一个略有进步愿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知识、思想水平和生活实践上不够格称为左翼知识分子，但也不能免于在较小、较肤浅的水平上，经历着幻灭和反省的过程。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42页。
所以说，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面对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如何再发展的大问题，在毁灭性的错误、失败中有幻灭感，随着幻灭感而来临的困惑，都是正常的状态。关键是在于，是在幻灭感中、在困惑中颓废，自弃，倒退，还是在自省中，在进一步探索中奋然前行。陈映真当然属于后者。陈映真还谈到，“详细描写这幻灭与反省”，对于他的“政治处境是有利的”。“恰好是因为这样”，他“却特别不愿去谈它”。而且，“它是苦痛的”，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严肃的批评”同①。。即使这样，在《山路》里面，陈映真还是借蔡千惠之口，反省了自己灵魂深处里的一切。看来，陈映真确实是一位真诚的作家，追求的是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论，讲求的是艺术的真实的美。惟独这样，他又一次为写《山路》作《序》获得了人们的尊敬与钦佩。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他在1984年9月写的《山路》自序《凝视白色的五○年代初叶》中的一段话——
因此，我特别感谢钱江潮先生对于拙作《山路》的回应，那是来自一时代历史巨大悲剧的回应。不是历史见证了《山路》，是《山路》为历史做了极为微小、却尚不失真实的见证。我因此取得了钱江潮先生的同意，把钱江潮先生的《〈山路〉读后随想》，作为附录，收在这本集子中，并且在此向他深致相知的谢意。陈映真：《凝视白色的五○年代初叶》。《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36页。
第一，对钱江潮的评论，陈映真同意，“那是来自一时代历史巨大悲剧的回应”，这“回应”正是“《山路》为历史做了极为微小，却尚不失真实的见证”。对钱文所列举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的种种事例，以证明《山路》的论述，他是不同意的，所以他说“不是历史见证了《山路》”。换言之，对钱文的某种说法，诸如《山路》是一部“反对共产运动意识的小说”等等，他不能苟同。
第二，这篇《山路》自序，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当地的他，在思想上的混乱与糊涂，其表现就是对钱江潮的评论，没有把握住它的主导倾向，从而也没有说清，也不可能说清自己的看法。
第三，陈映真之所以这样写序言，之所以把钱文附录在集子后面，其中，是否还有个遮人耳目以保护自己的策略？要知道，在当时，陈映真虽然已经出狱，但仍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情治单位的所谓“保护”之列呢！
还有，在《陈映真的自白》那篇访谈中，陈映真还谈到1983年，《山路》获得《中国时报》文学小说类的推荐奖。他认为，“文学表现自由，和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当然有关系”。台湾当年的党外刊物享有《自由中国》以来的“比较解放时期”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47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发表了《铃珰花》、《山路》等以台湾五○年代理想主义的左翼活动分子和当时的大肃清为题材的小说”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47页。。他说：“小说固未必好，但题材上则是三十年来没有人碰过的高度敏感问题。结果，小说不但没禁，《山路》还公开得了奖。这简直使我自己都吃一惊。”同①，第47—48页。于是，韦名接着就问：“你说，《山路》得奖，你大吃一惊。其实，几乎所有对你的背景稍有了解的人都大吃一惊。有人甚至猜是国民党的什么新招式。你却认为这是国民党在文学上的自由化倾向。能不能谈谈你这种看法的理由？”同①，第48页。陈映真总的看法是，《山路》公开获奖，是说明台湾文化思想环境在变化，“台湾在艰苦、认真地进行一个自由化的过程”同①，第49页。。
陈映真说，自己“这一代作家，从来没有渴望得个什么奖的念头”，其原因之一是，自己“生长在一个所谓文学奖其实是一小撮人内部分赃的时代”。眼下却不同，尽管，他“在台湾属于政治上‘麻烦’的一个人。”过去以来，一般而言，他的“名字、作品上报，基本上是一个禁忌”，《中国时报》所代表的文学界，看重的是他的作品本身的价值，所以，《中国时报》对他“是鼓励的”同③。。对这样的鼓励，他的感受是：“这次得奖，对我是极大的意外。第一次听说这个消息，我是不信的。我最大的诧异，不仅在于得奖，而是在于《山路》得奖。因为题材上，《山路》和《铃珰花》一样，处理的是五○年代台湾政治上大肃清时代理想主义的、爱国的台湾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在当前历史现象下对当时他们遭遇的反省和思考。这样的题材，至少在主观上是高度敏感的。我写了，主要是觉得那反省和思考是必要的。我看到台湾党外，今天几乎可以‘畅所欲言’，为什么我不在文学上试着写出我以为应该写的？至多是禁杂志吧。结果，杂志没禁，反而得了奖。”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