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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获准落实他的计划，这在下文将予论述。裴耀卿既是贵族，又是宇文融荐
举的财政政策方面的务实的拥护者，虽然他科场的记录是无懈可击的。新宰
相张九龄是对立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官宦之
家，其故里在边远南方闭塞的岭南道；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其升迁主要是由
于张说的友情和庇护。张说在726年失势后，他在州任职，但在731年玄宗
命他在秘书省工作，同时为了利用他杰出的文才，又任命他为集贤院学士。
此时他撰写外交文书和起草诏书。733年阴历五月，即在裴光庭死后，他一
度任中书侍郎。
734年阴历五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分别升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因而成了
不折不扣的宰相。同时，宰相班子中又加进了李林甫。李林甫为皇室的远亲，
是皇帝心腹姜皎的外甥，靠荫庇进入官场。他与一批精英文士的关系不好。
例如，源乾曜就对他这个年轻人评价不高，历史学家又指出了他作为一个学
者的许多缺点。但他曾担任过一般应由文士担任的几个“清望”官职、国子
司业、御史中丞，后来又历任刑部和吏部的侍郎，以富有效率的行政官见称
② 传记载 《旧唐书》，卷98 第3077—3079 页；《新唐书》，卷126 第4432—4433 页。
③ 《资治通鉴》，卷123 第6803 页。
① 《旧唐书》，卷8 第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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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
李林甫曾在裴光庭手下任吏部侍郎，当时后者正在推行有争议的铨选方
法；裴光庭死后，这些措施停止执行，李林甫立刻被调至中书省。所以他曾
与宇文融和裴光庭密切合作过，他们被公认是文士名流的敌人。
有人认为李林甫升为宰相前与张九龄不和，或认为张九龄极力反对李的
擢升，但都没有确凿证据。后来的有些历史学家声称确有其事，并把李林甫
升任宰相之事归因于玄宗所宠的武惠妃；又说李林甫与裴光庭之妻私通，后
者是武惠妃的隔代表姐妹。但这些说法很可能是虚构的；因为当时的所有历
史学家都非常仇视李林甫，竞相尽量给他抹黑。①
不管张九龄和李林甫是否在734年前就已成为敌人，他们这一领导班子
不久就发展成个人间的激烈斗争。他们的同僚裴耀卿时而支持这一方，时而
支持另一方，但总的说他一心致力于粮运体系的改革。李、张二人都深受玄
宗尊重：李林甫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张九龄则继张说起道德
的劝导人及正统礼仪和政治才智倡导者的作用。李林甫是一个善于搞政治权
术的人，擅长耍阴谋和驾御人。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
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他心胸狭窄，偏见很深。
尤其突出的是，他热烈地信奉一种思想，即文学造诣和学术成就是担任高级
官职的必备条件，并且公开蔑视那些没有自己那种书香门第背景的人。他最
瞧不起的是军人。
宰相之间既然有这种分歧，麻烦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对立日趋激烈，
因为它集中反映了自8世纪20年代以来越来越厉害的持久斗争，斗争的一方
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文士精英，一方是旧贵族成员和官僚集团中精于
专业的官员。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他们的分歧有多大。但更令人惊奇的是，
许多重大和有价值的改革竟是在他们双方共同的任期内进行的。
裴耀卿和粮运改革
在733年后期裴耀卿和张九龄出任宰相时，长安周围的地区被毁损庄稼
的连续降雨造成的饥馑所困扰。8世纪30年代初期似乎是一个连续发生严重
自然灾害的时期，730、731和732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水。733年初期，只
得派高级官员往各地进行救灾。几乎在裴、张二人掌权后不久，即在734年
初，朝廷被迫迁往洛阳，大臣们奉命前往河北道南部诸受灾的州，去分配救
济品和供来年使用的种子粮。
裴耀卿现在放手实施730年提出的改善京师粮食供应的措施。他被任命
为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拥有从黄河转运粮食的全权，其权在所有地方官之上。
他负责一个有副使二人和大批属员的常设使署，他们直接控制着一个管理转
运粮食的仓库、船队和陆运大车的复杂组织。因此，他如同以前的宇文融那
样，成了一个正规官僚机器以外的组织的负责人，所不同的是，他负责的是
一个有许多属员的长期的庞大组织。
通过他的改革，从运河与黄河会合地运粮至京师粮仓的工作不再由收税
粮的州地方当局负责。这就节省了地方运税粮船运输的时间，同时减少了付
① 关于这几年复杂的宫廷政治，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54—55 页；赫伯特：《张九龄》，
第165—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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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地方当局运粮的费用。粮食此时卸入河阴庞大的新粮仓群；河阴是汴渠和
黄河的会合地，由此粮食沿黄河和渭水通过水路逐站运至长安。在每站的终
点，粮食储藏在转运仓内，以便在适当时机运至下一站。河阴、北部平原的
贝州和洛阳都有大量的储粮。但对长安的供应路线不再在陆路从洛阳运至三
门峡下流的黄河边的陕州。运输路线直接溯河而上，在三门峡附近需要陆上
短途拉纤，但路程只有五英里，而旧路线上的这一路程则长达八十英里 （见
地图2）。
新体系很收效，它在以后的十年又得到改进。州当局不再负担旧体系引
起的变化莫测的费用和人力浪费；每年转运至长安粮仓的粮食大为增加——
至少是旧政权时可能达到的两倍；总的运输费用也大幅度减少。①
幸运的是，运输的这些改进恰好在关中地区连续丰收之时；737年，那
里的粮食是如此丰足，以致颁布的几个诏令容许当地百姓以粮纳税，并授权
地方当局以“和籴”方式（即以高于市场价格购粮的救济措施）收购粮食。
737年，向长安运粮的工作暂停，但运输体系依然保持，并在玄宗朝以后的
年代，充分供应京师的需要。当朝廷在736年后期迁回长安时，因出现了富
足的新形势，它就长期留在长安。洛阳仍是东都，但再也不是政府的所在地
了。
国家“营田”和土地开垦
前面已经谈过，裴耀卿在此以前曾主张建立国家管理的营田，作为一种
安置许多剩余的“逃亡”户和开垦耕地的手段。734年后期，张九龄被派往
河南西南，在那里建立一批位于淮河北部诸支流流域的大规模的营田，专种
水稻。在这一世纪更早时期，几项大的开垦计划已经付诸实施，但张九龄似
乎在设想规模十分宏伟的发展。使用中央管理“营田”这一办法，也许是因
为所需要的大规模的排灌工程在一般情况下规模太大，非地方当局所能负
担。与裴耀卿一样，张九龄也被任命为河南开稻田使去监督这一计划的执行，
而这项工作并不属于原有政府机构的职权范围。事实证明，张九龄的营田既
无利可图，管理又麻烦，所以737年他失势后，营田计划不得不放弃，土地
①
被分给农民所有。但在一个人口增长特别迅猛和由此可将粮食方便地运往两
京的区域内灌溉和耕种大面积肥沃的稻田方面，这个计划的确是取得了成绩
的。
张九龄和通货问题
在718至720年宋璟灾难性地试图处理私铸问题以后，通货的状况进一
步恶化了。732年，政府为了解决由于钱币短缺而引起的种种问题，命令凡
① 关于其运输体系的改革，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87—89 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
第34—35 页。裴耀卿的详细的奏议，载《唐会要》，卷87 第1587 页；《通典》，卷10 第57 页；《册府
元龟》，卷498 第17—18 页；《旧唐书》，卷98 第3080—3081 页，浦立本之作第185—187 页，有英译
文。
① 见赫伯特：《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