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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是近年来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而发展起来的一个热门课题。这一课题范围很广，涉及到一切同南京国民政府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法律、文化教育以及它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这里所述的是学术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几个问题的讨论情况。
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性质。
长期以来的观点是：南京国民政府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近年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民族资产阶级在政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上层资本家及其政治代表获得了相当的政治权力，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确实捞到了不少实惠。因此，“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南京政权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
2。关于改订新约运动。
近年学术界经过讨论，对此问题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这一运动“恢复了中国一些长期丧失的主权，减少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享有的特权，否认了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增加了国家关税的收入，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是历史的进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这种“进步”和“积极意义”是有限度的，“与中国人民关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3。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这也是近年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讨论要点有二：其一，政策提出的时间。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政策是九一八以后提出的，根据是1931 年11 月30 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长宣誓仪式上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第二种意见认为早在1931 年7 月23 日，蒋介石就在南昌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文告，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的政策。第三种意见认为，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以前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但并未形成一个基本的政策。作为国民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是1932 年3 月上海停战之时确定的。1932 年3 月14 日，即上海停战的同一天，蒋介石给国民党宣传人员发出手令，内称“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结合蒋介石后来所说：“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个手令可以看作是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具体标志。
其二，政策转变的时间。目前大多数人倾向于1936 年12 月的西安事变和1937 年2 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其转变的起点。理由是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建议，确立了‘和平统一’，‘共赴国难’的内政方针，并表示‘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就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的对外政策”。也有人认为，1935 年11 月的国民党“五大”应是国民党政府“攘外安内”政策重点转变的起点，国民党五大后其政策起了下列变化：对日态度逐渐强硬；亲日派遭到冷落；对抗日言论的限制有所放松等等。种种迹象说明国民党政府“确已开始向团结、民主、抗日的方向转化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一般都认为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致使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而被迫开始长征。近年有人认为，如果仅仅局限于上述原因是不全面的，应该既看到它的历史偶然性，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必然性。红军长征的原因，一是由于军阀混战的渐趋平息、蒋介石政权的逐渐巩固，这就潜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趋势；二是由于当时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尤其是中日矛盾的迅速上升，客观上也要求中共制定正确的策略，包括红军作必要的转移；三是由于中共自身的不成熟，决定红军的战略转移只能是被动的。所以，红军长征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关于红军长征出发前的准备，即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是不是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长征是“仓促决定”的；二是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的，绝非‘仓促决定’、‘仓促转移’”。从1934 年4 月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红军为了突围转移，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迅速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筹集粮款，准备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进行军事部署，选择突破口；进行组织安排等。
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曾形象而生动地作过高度评价。学术界基本上是在毛泽东观点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发。归纳起来，论点是：第一，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化险为夷，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转变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关键；第二，红军长征锻炼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为以后革命形势的展开和夺取全国胜利作了政治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第三，红军长征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长征的胜利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第四，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象征；第五，红军长征的影响已突破时代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研究和整个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学术界除对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史实作了考证外，还着重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1。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的评价是：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近年有人对此“成熟”说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理由是：遵义会议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它的功绩主要在于确立了代表正确军事路线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在非常情况下死里逃生。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标志应具有下列因素，第一，有一套完备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体制、组织机构和领导管理制度；第二，有相当完备的、发展着的党的理论体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第三，全党的政治素质从理论到实践上的成熟。从遵义会议的情况来看，它还没有完全具备这些要素。
2。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对此学术界一直持肯定态度。近年有人认为，“这一说法不甚确切”。
指出“确立”意味着稳固地建立和树立，而当时“恐怕还不能这样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军事指挥方面成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总负责。至成立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才开始执掌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有一个逐渐巩固的过程，直到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才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因此，“毛泽东同志进入党中央执掌重要权力，遵义会议只是开始，而不是确立”。还有人经过考证指出，遵义会议后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或称三人团），其成员顺序是：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毛泽东后来曾说过，“三人团”的团长是周恩来。论者认为，毛泽东在组织上成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大约是在1935 年8 月周恩来因病不能理事之时。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这是学术界研究得较早，也是研究得较深的一个问题。
①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8—149 页。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酝酿的时间很长，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就已逐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是在1935 年遵义会议后。比较多的人赞同第二种意见，主张应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