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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取决于态度和决心，在杜邦，我们有一个信念，所有的事故都可以避免。”如果灾难发生后没有一个正确、坚定的态度，不潜下心来分析事故发生的必然因素、查找漏洞和不足，不下定决心清除隐患，那么旧火刚走，新火就会再次光顾。火灾事故频发的单位不是没有先例。当然，这种态度绝不是领导的一时兴起，摸摸脑袋、拍拍桌子决定的事今天定了明天就有可能走样。要想实现由事故到机会的转变，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合理的安全管理机制并严加落实。
（3）在杜邦公司的安全指标体系当中，员工手指破了都将被记录在案。他们认为，如果能减少手指被割破这样的事故，就能避免其他所有的安全事故。我们有些单位虽然墙上也挂着各种安全管理制度，但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的为数并不多。甚至有些制度只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已。这种有名无实的制度又怎能起到它应有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没有思想上的重视，没有制度上的制约，灾害就会不期而至。没有整改隐患的决心，没有制度上的改进，灾难的代价就会白白付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杜邦老总的肺腑之言，能够帮助我们去掉愚蠢的侥幸心理与麻痹做法，从反思中汲取治理的智慧及力量。
城市减灾忠告国家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的两把钥匙（1）
2003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对当前我国的城市灾害应急能力表示出极大的担忧，纷纷建言：必须尽快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各级城市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将灾害可能带来的损失减至最低。但此刻我相信更多的人并不知北京已经潜伏着瘟疫灾害。从2002年11月发生并在2003年4月得到发展的全球性的“非典型肺炎”令中国领导人关注，温家宝总理在4月14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尽快建设并完善国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及法规建设。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免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由一场罕见疫情灾害而免去高级别官员的职，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非典”击倒了两位官员，但给所有官员们敲响了警钟，“当官要为民作主”绝不可再做官样“文章”，讲空话。在新一代领导的务实风格下，执政懈怠，尽职不力，或者说玩忽职守者，都是不能容忍的。作为城市安全防灾科技工作者，我更以为国家应抓住此时机，建立面对所有公共突发事件有普遍意义的管理机制及立法体系。再不如此，我们将无法应对未来出现的新情况及新态势。具体讲，SARS，考验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政治文明；SARS，考验了一个政府的“应激反应”能力；SARS，更考验了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健全性。
第一把钥匙：国家亟待建立社会公共危机管理机制
在2004年3月闭幕的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呼吁尽快建立适应中国目前社会需要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一些政协委员还就此提交提案，一些相关部委还在会议期间，就加强城市灾害应急处理能力问题举行了提案办理会。社会危急处理机制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应急处理能力，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国家、社会财产在突发事件中所受损失的重要社会制度。现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譬如，据媒体的报道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社会各方面的应急系统在很短的时间内行动起来，全力投入在当时看来还不很确定的突发事件处理上，无论政府机构还是公民，都表现出很高的危急应急处理能力。应该说，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危急处理机制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突发事件危急处理系统，它由社会危急预警系统、社会灾难应急系统、社会危急信息疏导系统等于系统构成，需要预先制定出完备的应急方案，建立起训练有素的应急队伍。特别是危急事件发生后的信息传递和反应能力更是不可或缺，它既能发挥“灭火器”的作用，也能发挥“动员令”的作用。社会危急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既包含天灾，也包含人祸。建立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既可以把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也可以以极小的代价迅速平息突发的社会灾害。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据民政部统计，一般年份，全国受灾害直接影响的人口约2亿人，因灾死亡数千人。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灾害损失有日益加重的趋势。同时随着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发生一些人为的突发事件是难免的。如果没有建立起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就将加大应急成本，更可能扩大社会危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与此同时，尽管目前有些地方政府也建立有一定的突发事件处理预案，但适用范围较小、应急能力较低，不能完全有效及时地处理突发的社会灾难。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某些地方领导社会危急处理意识不强和处理能力欠缺，加之个别的“下意识”的“隐瞒习惯”，极易引发更大的社会灾难。如果这样的状况长期存在下去，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社会危急事件的不确定性，要求所有的应急处理系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这就要求建立完备的、系统的、有针对性和快速反应能力的处理机制。而且还要建立起分层次的、差别化的、全国统一的整体网络，做到反应及时，应对得当。当今社会，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已经成为社会文明进步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健全与否关系极大。作为社会安全保障机制的一部分，社会危急处理机制也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必不可少的。如今，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在客观上也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使之成为维护社会利益的重要制度保障。社会危急处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迟不如早，早不及快。
在生物学上，人有一种能力叫“应激反应”，指人的身体在突然受到外界强烈刺激或巨大伤害时，会自动调动起身体各部分所有的能力，使各器官协调一致，保持最佳状态，以对抗来自外界的打击，这是人体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时会表现出超常的能力，会做出他们平时根本做不到的事。但是应激反应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危机来临时，身体的反应过度，反而制约了人的应对能力，连正常情况下很容易做到的事都做不到了，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其实政府也有这种“应激反应”。正常情况下，各个部门、各个机构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政府正常有序地运转，社会安全稳定地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地生活。但是一旦出现了威胁到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时，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及时判断和应对危机？非典型性肺炎的突然爆发考验的正是我们政府的“应激反应”能力。对政府来说，强有力的指挥措施，各部门、各机构的协调配合、统一高效的行动，以及积极稳妥地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切实有效的工作，是成功应对突发事件的首要条件。突发事件是针对公共安全的，影响面广，涉及人数众多，仅凭一个部门的努力不可能有效扼制事态的发展，在正常情况下办事的方式和手段，甚至是程序可能都会有所变化，这时候政府的权威性和整体协调能力至关重要。问题在于平时是否有机制，是否有应对训练。
事实上，早在1994年，北京减灾协会专家们就通过多重渠道希望政府建立一个综合减灾管理指挥决策部门，但后来不了了之，理由是“没必要”，因为地震、泥石流等灾害几十年才可能出现一次。也曾有人建议把地震局改名为“灾害局”，没成的原因是地震局觉得自己管不了那么多事。现在的情况是，灾害发生了，涉及的一些单位，如铁路局、水利局、公路局、地质局，都是各管各的。一个城市的应急系统是否完善，在事故中会找到所有的答案。日本是个多灾害的国家。从政府到地方都有作为常设机构的防灾部门——“防灾对策本部”。1995年发生6000多人丧生的阪神大地震后，日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检讨自己的防灾工作，强化了“初动体制”，即快速反应体制。据了解，公安大学目前正与军科院、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