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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口一等兵曾是川崎造船所的工人。他在满洲驻扎过，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房屋，在这种房子里，他知道怎样去防寒防暑。他很聪明，会干裁缝活儿，又会烧饭做菜。而且，他还非常喜欢做饭。不管多么疲劳，他都是高高兴兴地去做饭。做饭对于他来说，好像是忘记疲劳的一种安慰。他就是这么个人，所以，别人轮到做饭时，和他说一句，他常常一人就承担下来。这样一来，他看时又要发火：“怎么就让我一人干！”他一发火，就让锅下面的火自燃自灭，他不会去管它的。这时，其他的士兵没办法，又顶了上去。他咕哝咕哝发牢骚，抽着烟。
但瞅准机会再说几句好话，他又过来干了。因为喜欢做饭，又是个贪嘴的人，所以，他常被胃痛搞得很烦。今晚也是他的案板功夫慰劳了我们的肠胃。
“到了夜里会转冷的。”野口得意洋洋地上了炕给我们解释说。虽然到了半夜就会冷，夜里还有阳光的余温，地面被烤着，还不冷，用不着火炕。不过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野口的鼻子已经有些不通了。但谁也没躺在那个热烘烘的炕上，只有野口一个人在尴尬地擦着汗。只要他不烧炕，屋内的厨房就不会有夜露，所以，我们故意在蝎子活跃的屋外，头顶星星看着他。
这家有一个小孩和小孩的爷爷。一个女人也没见到。
我抓住爷爷，用汉语问他喜欢不喜欢共产党，但他没懂我的意思。我写下了“共产主义”四个字，但他还是没理解。墙壁四处贴着日本宣抚组写的宣传文字。小孩很可爱，我给了他一颗糖和五钱。屋子里有月份牌，是九月十五日，星期三。
十六日早上八点半，我们离开了军粮城。在肮脏的农夫和讨厌的猪以及许多飞来跑去的鸡当中，部队排好了队伍。
一想到闷热、沉重、痛苦、难受的行军，我们就不由得愁眉苦脸，但是，这是在支那农夫、支那猪和支那鸡的面前，所以，我们精神抖擞，在像是从地里长出来似的泥土房屋构成的村落中行进，我们感到很气愤，有铁路通向天津却不利用，我们不理解。有的士兵这样说：“这条铁路属于英国。为了阻碍我们行军，不让我们利用。”以为这条铁路是英国的我们，在暑热难受的逼迫下喊起了“打倒英国”的口号。
路上尽是灰尘，我们的军靴就像走在黄色的面粉上一样，一脚踏下去，灰尘四起。路两侧的高粱长得高高的，完全挡住了风。太阳就像从上往下直射一样烤人。汗水不停地从我们的身体中蒸发出来，几乎要把我们蒸烤成木乃伊。遮阳帽的帽檐被不停流出的汗水湿透了，军服与背包接触的部分最先湿透，接着，扛着枪的右臂时弯处全是黑黑的汗水，最后就是打到膝盖处的绑腿也湿透了。于是，军服不停地受到汗水的侵犯，散发出混合着汗水、灰尘、污垢的恶臭。每隔四十五分钟休息一次，但最后的五分钟如不使出全身的气力，恐怕连一步也走不了。在战场上需要体力，同时更加需要气力。到了下午，开始不停地有人倒下来。每隔一百米就有人落伍。
我们尽量在有遮阴的地方休息。话是这么说，可那些遮阴处根本无法容得下这条长龙似的队伍。由于大部分的休息命令都是在大队本部到达遮阴处的时候才下达的，那些剩下的阴凉处只有最接近本部的士兵们才可以享用一些。许多士兵都不得不横躺在炽热的阳光下，用画着太阳旗的扇子扇扇凉风。我们的大队长常在阴凉处休息。骑在马上优哉游哉行军的大队长，比我们高一个马头接近太阳，所以，他可能比我们这些徒步者更热吧。大概我们亲爱的大队长以为，士兵们走在泥土地上，地下的冷气可以不停地传到士兵的体内，士兵不会感到热。真亏他难得的体贴。士兵们感激涕零地连身体上也流出了泪。一到潮湿地带附近休息，士兵们就扔下背包，用军帽当勺舀水，湿地的水很凉，顺着脊背流到腹部的时候，士兵们都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愉快开心的事了。对于我们来说，再也没有如此真切感受过“高兴”、“愉快”、“再生”这些词的含义了。由于严格禁止喝生水，有的士兵假装洗脸，偷偷地喝上几口，仅仅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我们想出各种办法充分彻底地加以利用。
我们必须研究过十五分钟怎样度过才能最快最好地驱散身体的疲劳。一听到“休息”，有的人不管是什么地方，背着背包就仰面倒下，有的人尽量在有风的地方，有的人再往前走几步到有阴凉的地方，还有的解开背包休息，真可谓五花八门。
即使有些麻烦，还是卸下背包，松开皮带，解开纽扣让风吹进身体里，试来试去，好像还是这种办法最快也最易解除疲劳。
这种办法要解下背包，背上背包，解开扣子，系上扣子，会浪费时间，但它仍是最好的方法。
浑身已经湿透，行军再度开始。由于是饭后的急行军，我的胸口叽里咕噜堵得慌，就觉得血液不够，意识被人夺走一般，我赶紧含一粒在大阪的宿舍里领来的梅子精。梅子精显示出它的功效，在我快要倒下的时候救了我。远远地望去，可以看见冒着黑烟的烟囱。——天津到了！天津到了！我一面使尽力气背上背包，一面用力地踏步前进。不知是市郊还是市区，总之是到达了一个肮脏的支那人城市。这是个脏得令人呕吐的城市。喇叭声压倒一切似的响遍四方。号手像是要吹出一生之中最精彩的声音似的，拼命地吹。
队长在马上摸摸胡髭，挺着胸膛，我们忘记了疲劳和脚痛，开始迈起有力的步伐——我们确实是日本杰出而强悍的士兵！支那人从一个个角落里群集到这里，望着我们这支英勇的部队。我们聚精会神，但只能斜着眼望着支那的街道，往前行进。过了石桥，不知是哪国人，把五六辆汽车停在那里。那不是为了看我们，是因为我们分为四行队列在旁若无人地过桥，汽车无法上桥，我们长蛇般的队伍延绵不见尽头。
他们像是等得不耐烦了，不停地鸣响车喇叭。但是部队对喇叭声充耳不闻，继续傲慢地行进着，就权当听着一首蹩脚的进行曲似的。汽车里坐着一个相当漂亮的女人，美丽而且闪耀着理智的光辉。我一面想着美人，一面从她旁边走过。
陆战队正在街道上四处张设铁丝网，土袋堆中隐隐约约的黑色枪眼正对着四面八方。柏油路面让我们觉得脚底板走得很疼。
进入了日本人街，以为肯定有许多侨民会欢呼着出来迎接我们，但这种期望完全落空了。没有一个人出来欢迎，连来看稀奇的日本人也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津的日本人究竟为什么如此冷淡，就像与我们毫不相干一样？在内地，人们却以极大的热忱欢送我们。内地码头的人群几次欢送士兵出征。每逢有新的部队出征，他们都以新的热忱和激动欢送他们，我们也是带着沸腾的热情出发的，尽管内地的人们不能直接体会到战祸。
天津的日本人就在不远的过去还为枪炮声颤抖，而且还为军队的到来感谢上苍，可他们这么快就把士兵忘记了。
我不能不感到愤怒。殖民地的风气就是这样的吗？
拖着疼痛的双腿，忍着疲劳困乏来救援他们，他们竟以这样的冷淡来对待为他们而战的日本军队。我悲伤得几乎要落泪。
啊，他们也是日本人。他们为什么不拥有支那国籍呢？
这时，在一个街角处，一位三井银行的职员在给士兵们送水，士兵们一个个把小水壶当做自己最心爱的恋人一样，他们已经一滴水也没有了。士兵们干渴的喉咙正尽情地喝着茶水的时候，响起了中队长的怒吼声：“真不像样！”我们无法理解这位二十五岁年轻的中队长的训斥。不是我们缺乏忍耐，也不是我们不守纪律，而是明天的战斗需要活力。
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战友》的歌声，那旋律凄然惨烈，吞噬着我的心。出征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了伤感。
在福岛街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一个国防妇女会的会员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