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跣倘种弧Ｎ奁谕叫碳跷迥辍钡摹按笊饬睢保钡缴缁崦裰魅耸课て诩嘟奈奁谕叫陶畏腹粲跫偈腿ɡ�80年代中期，他们才被当局不无阻挠地艰难释放；也有因党派势力倾轧暗斗、被“莫须有”罪名遭致陷构的人物，包括国民党的一些忠贞之士。
1951年与杨逵同行的那批犯人，是50年代第一批被押送绿岛的政治犯，他们多被判处十年以上的徒刑。然而刑满释放时，因为惧怕政治犯株连而无人担保，致使政治犯超期服刑的现象并不鲜见。漫漫长夜中，有的人初衷不改，咬着牙挺过了铁窗生涯；有的人愤起抗争，倒在了血泊里。在遥遥无期的身心折磨中，那些死于疾病的，精神失常的，发生人性扭曲与变异的，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悲剧。许多人永远未能归乡，成了绿岛公墓里的孤魂野鬼。
这些政治犯正值盛年，却不得不终日与海天为伴，只能在荒岛度生，并忍受种种惩罚性的监狱管制。因为政治犯多属于思想和信仰问题，管训者与被管训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情绪态度始终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驯化与反驯化的抗衡成为与时间拔河的一种角力。这种漫长的绿岛对峙于双方而言，都变成了一种复杂难言的特殊人生经历。
多年以后，杨逵仍然清楚地记得被押送绿岛的那个傍晚。孤独的岛屿上，一片荒山的怀抱里，修筑着与世隔绝的绿岛集中营。高墙，铁门，碉堡，铁丝网，戒备森严的狱警，而监狱正门上赫然在目的却是“新生之家”四个大字。海风扑面，残阳如血，在绿岛的一片废墟广场上，新生教导处第一任的姚处长，威风凛凛地站立于一块大石头上，面对千余名在疲累与饥饿中席地而坐的绿岛新生们，一字一句、斩钉截铁地说：
我代表一座十字架，跟着我走的是生，背向我的是死！ 转引自胡子丹：《杨逵绿岛十二年》，原载《传记文学》第5期，第73页。
眼前这残酷的现实，在杨逵内心世界中所引起的，是尖锐对立和强烈冲撞的情绪：
在火烧岛，囚舍背后的山腹，写著“信义和平”四个大字。每天，我看见“和平”两个斗大的字，我就想：我竟是为了中国人中间的和平与团结来这儿的！我曾经为了使台湾从日帝支配下解放，奔波半生，虽然并不是了不起的事，但总也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人的相爱、相互间的和平，却有艰难的遭遇，这成为我心中无从解开的疑结。
杨逵：《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原载《中华杂志》第226期，1982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8—19页。
早期绿岛政治犯的生活，主要围绕思想训导与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展开。政治教育，也就是对政治犯的“洗脑”，它是绿岛监狱一项重大的例行公事，主要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方式来推行。从早晨起床后的训话，到所谓“匪党理论批判”之类的政治课；从每天需要填写的“自省自勉录”，到名目繁多的“讨论会”、“演讲会”、“辩论会”、“感训心得写作”，新生训导处对政治犯严密苛刻的思想控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事实上，当局对政治犯的这种“教育”并不相信，更无诚意。因为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人因为狱中教育考核成绩优秀而获得减刑，一批批的政治犯都是不折不扣地坐满了他们七年、十年、十二年乃至更多年头的监牢，而且有不少人因为被认定不知悔改分子而多加几年徒刑，却从来没有人因为“悛悔有据”而提早释放。
绿岛岁月中，最让政治犯们难以忍受的，就是在这种没完没了充斥一切的政治训导中，被迫违心说话，被剥夺掉思想与信仰的自由。如同杨逵自述：“最讨厌这唱军歌，政治课上的小组讨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关于杨逵回忆录笔记》，原载《文学界》第14集，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4页。
每天必开的小组讨论会，在李镇洲的《火烧岛第一期新生》的记录中，是这样一幅情景：
每天早饭后，都有一小时的“小组讨论会”，讨论的题目由训导处统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课的课程中抽出。小组以班为组，设组长一人，讨论时主席一人，由新生轮流担当，每一题换一次主席，记录一人，也和主席一样轮流，每一组有一个经过政工训练的长官干事旁听，随时注意每一个人的发言，没有沉默的自由。
李镇洲：《火烧岛第一期新生》，转引自秦风《岁月台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3—64页。
而唱歌，也是囚犯每天必做的“功课”。秦汉光的《我在绿岛三千两百一十二天》一书中写道：
唱歌，除了早点名时，必须要张口大唱《新生之歌》，集合时是练习新歌以及复习已经学会的老歌。这是件令我们痛苦但必须忍耐的事。加上唱的就是那几首，真是要命。我记得《新生之歌》的歌词这是样的：“三民主义的洪流，粉碎了我们的迷梦，我们不做共产党的奴隶，我们要做反共的英雄，起来，新生同志们！起来，新生同志们！”
秦汉光：《我在绿岛三千两百一十二天》，转引自秦风《岁月台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4页。
梦魇似的“新生”生涯，就在这种无孔不入的政治训导中拉开序幕，绿岛集中营立刻显示出它残忍、冷酷、荒谬的本相。特别是在最初的岁月里，管训人员与新生的关系，更是横眉冷对，剑拔弩张。新生们稍有反抗，不是被关禁闭，就是受到种种惩罚，“我枪毙了你”，是管训人员动辄挂在口头上的话。管训人员监视政治犯工作的时候，一律佩枪持械，完全一幅押解的架势，训导的口吻也清一色是在对敌喊话。
担任新生训导处第一任的姚处长，是一位浑身都是政治细胞的少壮派军人，他为了让政治犯安心改造，俯首听命，最初的几年内，每每从台北返回绿岛，就编造许多谎言，好让大家为之心动。诸如“某某条文一旦通过，新生们便可以结训了”。天长日久，谎言太多，说的人累，听的人更累。后来新生们从这种谎言中解放出来，重新面对漫长的绿岛梦魇。姚处长原来满心希望站在他十字架前的新生们，全是真正的顽固不化的敌人，由他来感化，由他来教诲，通过这种“化敌为友”的训导工作，为他的前程获取人生筹码。没想到，事情全然不是他所预料的那样，他的“训导”并未把政治犯们驯服，政治犯们也决不可能靠这种改造获得减刑，提前出狱。姚处长的希望落空，后来也被调离绿岛。
50年代初期被押送绿岛的政治犯，等待他们的，不是一座设备完整的监狱，而是那种原始、野蛮的苦役，是刺刀逼迫下的“白手起家”。当时最能体现这种“新生生活”的典型内容，就是修建绿岛的三大工程，即盖克难房、砌监狱围墙，开辟运动场。政治犯们被强迫着为自己造监狱，把自己关进去，还美其名曰“克难房”，并且要在自己动手建起的牢房外面挂上“新生训练总队”的牌子，以表示他们的集体“新生”。这种情形，对于政治犯们来说，它不仅是消磨体力一场苦役，更是摧残灵魂精神的一种心理战役。修围墙、筑铁丝网，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它要建造沿海岸线半围绕集中营的围墙，地势险要，距离漫长，政治犯们形象地管它叫“万里长城”。
上述各项工程以及开辟运动场，都与石头有关。建房砌墙是以石头为主要材料，开辟运动场是要把山边的石块打掉，以提供搞建筑所需的石头。这样以来，打石头和抬石头就成了新生们必做的日常功课。不仅在山边打石头，还要到山上打石头，下海里去打石头，随着打石头的范围的扩展，犯人们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打石头的任务，是挑选年轻力壮、原本做工务农的新生们来干；而抬石头，则是全体犯人必须参加。每天天刚蒙蒙亮，犯人们就被吆喝起来，跑操、训话，然后去海边抬石头，来来回回抬够五趟以后，才能吃早饭。到了暮色沉沉的时候，犯人们晚饭后还要再抬五趟石头。至于白天的劳役时间内，更是被石头所充斥。晨曦中，黄昏里，烈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