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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强化，台湾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被疯狂掠夺，作家也遭遇了强硬的文化统制，台湾的社会环境愈加恶化。1938年1月，小林跻造总督发起台民志愿兵制度之实施，驱赶台湾青年充当战争炮灰；4月，公布“中日事变特别税令”，对台湾实行横征暴敛；11月，日本政府发表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之狂妄声明。1939年5月，小林跻造宣称“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即南侵以台为据地政策）”的对台三策，开始实施；10月，实行米配给统制；12月，在台中开始“米谷供献报国运动”，强制征粮以遂其侵略战争。1940年2月，规定台籍民改日本姓名法，后来又宣布“台籍民改日本姓名促进纲要”，斥不改姓名者为“非国民”。一些御用绅士积极迎合改姓名运动，已经挂起了“国语家庭”的招牌。与此同时，自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全面禁止报刊使用汉文以来，文艺界形势日益紧张。1940年1月，日本在台湾的殖民主义文学总代理西川满又发起创立“台湾文艺家协会”，发行《文艺台湾》，大力倡导“皇民文学”。一些御用文人随之跟进，周金波的《水癌》、《志愿兵》等“皇民文学”作品先后出笼。
杨逵视这一切为耳旁风，他仍然在首阳农园的土地上，用锄头“写诗”。时局的高压氛围，剥夺了台湾作家言说的权利，杨逵虽不能够“放胆文章”，偶然有朋友来访，邀三五知己，野菜为肴，对酒当歌，也不失为一种快乐。从种花的第四年起，随着种植经验的丰富和杨逵健康的恢复，首阳农园的经营也上了轨道。所以迁移到梅枝町十九番的空地，开辟了约一千坪的土地，扩大了经营范围。
然而，首阳农园的隐居并非世外桃源，外界的风风雨雨也不时袭来。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0年，杨逵经历了病魔缠身、被捕入狱以及亲人朋友相继去世等一系列打击。1938年5月5日，慷慨救助杨逵创办首阳农园的日本警官入田春彦，因为思想左倾以及与杨逵接近，受到日本当局驱逐出台湾的处分，遂愤而自杀，以死抗议。痛彻肺腑的杨逵拿起笔来，特地为这位可敬的日本友人写了一篇充满深情的悼文《入田君二三事》，发表于5月18日的《台湾新闻》。
1939年，杨逵的母亲苏足在多年的操劳中，肺病加剧，永别了让她牵肠挂肚的孩子们；翌年，父亲杨鼻身染重疴，溘然长逝。转眼之间，父母先后去世，令不断返回家乡料理亲人后事的杨逵承受了巨大的悲痛。母亲的一生知足常乐，与人为善；她无师自通，喜欢刺绣、绘画、图案。她从不喋喋不休，她的心事都隐藏在灵魂深处，偶尔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针见血的。她担心疼爱经常坐牢的儿子，但她更深明大义，恨霸如仇，理解和支持为台湾这片土地的奔波奋斗的儿子。父亲虽为民间锡匠，底层百姓，没有念过书，但他一生关心时事，颇富正义感，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自七七事变以来，杨逵和朋友们在一起时，经常谈起战争时局，父亲对此非常关心。杨逵每每安慰父亲，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不会长久。不幸的是，还没有等到抗日战争的胜利，父亲就与世长辞了。杨逵从父母那里接受到最朴素、最亲切的人生教育和性格濡染，这影响了他的一生，并帮助他在任何艰难险阻中，坚持初衷不改，为理想而奋斗。
1940年，就在父亲病殁的这一年，杨逵还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因为当时有一位日本亲王要来台湾，而过去台中附近曾经发生过一次朝鲜志士赵志明暗杀日本亲王久迩宫未遂的事件，所以日本警察异常紧张，将附近一些所谓思想倾向有问题的人强行拘捕，杨逵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关进监狱十余天。这次被关在一起的，有十八人之多，他们自称“十八罗汉”，大有相见恨晚、同气相求的感慨，出狱后大家还时有来往，这是杨逵在日据时期的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入狱。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控制进入了“决战时期”的全面高压。是年4月19日，“皇民奉公会”成立，并创办《新建设》杂志作为言论机关，强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的各种民间文化团体渐次被收编成一元化的组织，成为动员“国民精神”的宣传机构。所有的剧团都被编入“台湾演剧协会”，并组织“演剧挺身队”、“音乐挺身队”，到处公演“皇民化戏剧”。1942年和1943年，日本殖民者在战争时期召开了两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派代表到全岛各地举行所谓“大东亚文艺演讲会。”1943年4月，为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统治，西川满创立的台湾文艺家协会自动解散，原班人马随即成立了隶属于“皇民奉公会”的“台湾文学奉公会”，并以“确立本岛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为宗旨，在台北公会堂召开所谓“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一时间，“皇民化运动”的气焰甚嚣尘上。
战争期的台湾天空虽然阴云密布，但对于绝大多数台湾作家而言，他们或拒绝写作，或凭良知抵抗，或阳奉阴违虚与委蛇，以各种方式维系了台湾新文学的气脉。1941年5月，曾经参加西川满《文艺台湾》的台湾作家张文环和黄得时，因为反感于西川满的独裁作风和《文艺台湾》的勤皇派色彩，毅然退出台湾文艺家协会，成立了启文社，并创办日文季刊《台湾文学》。这个以台湾文化运动之传承者自命，冒着被打成“敌性杂志”危险而创办的刊物，重新聚集了杨逵、吴新荣、吴天赏、吕赫若、巫永福、龙瑛宗、杨云萍等台湾文艺界人士，它使杨逵在战争期的文学再出发有了新的平台。
杨逵在后来写的《光复话当年》一文中，也曾谈到这时期的文坛景况：
抗战中，台湾文学界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是以日人西川满为中心的勤皇派，鼓吹着勤皇主义，为日本军阀的征服与版图的拓展而扬眉吐气；另一派是我们台湾同志的民族文学派，却不仅仅是台湾本地人，也有许多日本人支持着我们。“民族台湾”里占了好几个台大教授、新闻人、也有官吏。杨逵：《光复话当年》，手稿注明：“四十二年光复节，改登于新生活壁报国父纪念周刊”；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69页。
4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内部的分裂，日益凸显，有的主战，有的主和。在台湾的日本人当中，日本军部与警方迷信武力，仍旧采取弹压政策；但一般比较开明的日本人士，态度已有些转变了。在当时的官吏、记者、编辑及大学教授当中，出现了一些厌恶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人士，如台大教授金关、中村，《台湾民俗》杂志的同仁们，又如台湾总督府杂志《台湾时报》月刊的编辑植田、浅田，以及“奉公会”《台湾文艺》杂志的编辑池田，《台湾公论》的编辑，《新高新报》的记者，以及身为小学教员的日本女作家坂口子夫妇等等。他们开始频繁地接触台湾作家，想走大家合作的路线。他们也常常到首阳农园访问、邀稿，期待杨逵拿起笔来。植田就曾几次找杨逵交谈，希望杨逵能够给《台湾时报》写稿。杨逵也与植田讨论这个问题，并坦白地告诉对方：“如果要我们作家合作，必须让我们报导实在的情形，在文学方面，也是描写实情。如要我们歌功颂德，那是不可能的事。”杨逵：《光复前后》，原载《联合报·副刊》1980年10月24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1页。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隐居首阳农园四年之后的杨逵，决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方式，透过“合法”的文学斗争，来对抗“皇民文学”，想方设法传递台湾新文学的薪火。从1942年起，杨逵再次出现于台湾文化界，并以他一向的积极态度介入敏感、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在刊物的邀约下，杨逵把一篇极富嘲讽意义的小说《泥娃娃》，投给了《台湾时报》的编辑植田。这篇作品一方面是表现武力不可仗恃，另一方面在指责日本军国主义强化的战争观念对儿童心灵的荼毒。由于刊物内部的矛盾，开明思想派一时获胜，《泥娃娃》得以全文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