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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揭开在官场空间中由笑脸、礼节等纺织的虚伪面纱，多少显露几许本真的人性，何况“活大”的人有时也需要呼天场启动“人场”。因此，“活大”与“活小”的切合关系滋长了呼天成与“人场”千丝万缕的亲缘姻带。但是在呼家堡内部，他是绝对“活大”的。他绝不容忍“他者”的存在。在呼家堡人的信念系统中，他不允许还有另外的“主”。在现实生活中，他对挑战他的话语的人十分憎恨。正当呼家堡人顶礼膜拜式地庆祝呼天成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刘庭玉宣布：他要离开呼家堡。呼天成先是十分震惊，感到遇上了真正的对手。当刘庭玉根本不向呼天成告别而走时，他变得十分愤怒：这是对他话语权的蔑视，因为刘庭玉不屑与之对话。呼天成的愤怒中隐藏深刻的危机：刘庭玉走掉不要紧，但惧怕众人集体倒戈。所以他在呼家堡的紧急会议上说：这个头谁不能开？！走个把人有啥了不起的？还有谁走？你们谁还想走？！说呀？谁走都行，我现在就批准！谁走报告！〔5〕
一连串的反问句，愤怒威慑溢于言表，但同时也强烈地透露了他内心的恐慌与忧虑。他对异己力量的报复可以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狗吠声干扰了他和秀丫的“好事”，他就命人把堡里的狗杀尽。
最后，“活小”表现在具体操作上并不减少“活大”的远景。第一，呼天成认为“活小”方能“活大”；第二，呼天成只是对呼家堡外“活小”，对呼家堡内“活大”；第三，“活大”也好，“活小”也好，它们有一块共同的基石，那就是呼家堡的集体利益，因此，呼天成才尽最大可能地结交“人物”。在饥饿的岁月里，他强送给秋书记五个鸡蛋；在“文革”中，他冒死把被打个半死的秋书记背回家养了一年多。他不仅有一双识人的慧眼，也敢于和善于培养人才，对邱建伟、冯云山、孙全林、范炳臣等青年人，不仅提供上大学的人生良机，同时也在他们晋升时出策出力。他在处事上特别能洞明人情，深谙中国人际的个中三昧。第一次营救县长呼国庆，为市委书记李相义的女儿以捐款的名义弄了一个出国留学指标；第二次营救县委书记呼国庆时，到省城动用了省委组织部、省报、省银行三家权威单位，在省的党报上进行新闻轰炸。两次处事都没有显山露水，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有时，他显点狡猾精明，对带来猴脑宴的秋公子以借二百万打发；在“文革”中，对红卫兵派系均以支持表态。
“十法则”：呼天成苦心孤诣地不断制造陈述，最后形成的话语系统就是“十法则”。话语以条文的形式被书写，个人话语就以合法的形式进入公共空间，获得了公认的惩戒功能。“十法则”作为话语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是话语表述的世俗化。在行文上，“十法则”采用了呼家堡人的喜闻乐见的言语形式。呼家堡健身操的名称就是耕作的名称；记工分叫“背靠背”；批评别人叫“脸对脸”；自我检查叫“脱裤子”；轮换干部叫“换衣裳”；选拔干部叫“拔青苗”等等。这些活生生的言语就存在于呼家堡人的生命气息之间，溶入了他们的血液之中。当呼家堡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些表述时，他们同时也就把自身置于话语的光环之内。第二，话语系统具有强烈的规化性。“规化”包含了规范和惩罚两层内涵。首先表现为话语系统对肉体的控制。话语系统中一系列的细则规定人们的起居饮食，如：听晨曲《东方红》起床，做呼家堡健身操，听不同铃声上下班，等等。其目的就是要塑造福柯所说的“既驯顺又能干的肉体”〔6〕。肉体已不是精神之气的灌注之所，单纯地为工作而需要。其次表现为话语系统对精神的控制。这些控制渗透在村规和村干部细则评议法、奖惩法、婚姻法当中。村规中“不许放屁”就意味着与呼家堡利益有背、与大众声音有异的声音不能存在。学习老三篇的政治分要高于劳动分；洗心、醒脑、过思想萝、开帮助会等惩罚条文正是对精神自由的抹杀与掠夺。这种对肉体与精神一起控制的话语系统一旦付诸条文，就标志着一座没有铁栅栏的“监狱”已诞生。在“监狱”中，个人的身体发展、人生爱好、精神自由均被整合进单一的运作模式中。
呼天成四十年不倒的历史，就是制造话语并实践话语的历史。话语制造在小说叙事中表现为作为“主”的种种陈述。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呼天成从借孙布袋脸与植“贼”于呼家堡人心里的同一叙事中，获得应该成为“主”的萌芽，并开始制造陈述（“这就是贼！你们还敢偷吗？”）。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呼天成以超于常人的意志战胜了性欲冲动，但他的“脱”又是对秀丫的“写”的反动与背叛。在人与神的较量中，他两次驱逐神均以神的失败告终，至此，他进入呼家堡人的信念领域，成为话语的“主”。在人与地域文化传统的关系中，“人是活小的”作为陈述结构在他的处事上显示了活生生的功能。最后，他的话语系统以“十法则”的条文被书写，意味着他的话语获得了公认的身份来实践权力功能。
在上述分析中，也许能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有益的启示并不完全在于解决了问题，而在于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如何？福柯说：话语即权力，意思是说：成型的话语在自身的范围内具有权力功能。王小波说：权力即话语，说的是：权力总是为自身找一套表述系统（话语）。对他们的陈述，人们总是对“权力”和“话语”两个词特别关注，常常忽视了“即”这个词，其实，“即”标明了“话语”和“权力”的同一性，“话语”与“权力”不过是同一个所指的两个不同能指。于是，在“权力”与“话语”之间存在一种静态关系，也许，这适应成型的话语，具有规化功能的话语。但是，话语形成的过程应成为关注的中心。常使人困惑的是：在话语与权力走向同一之前是否有一个过程？如果有，前话语与准权力之间也是一种同一关系吗？换句话说，话语制造与权力获得是同时进行的吗？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如何给话语划出边界？即：话语形成的标志何在？自然，不可能从呼天成的话语分析中一劳永逸地解答上述问题，找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不过，可以认定，呼天成话语形成的标志是“十法则”：在“十法则”之前，呼天成制造的是单个陈述。话语就是陈述的积累。当陈述的积累完成一种结构系统时，话语便形成了。在话语形成之前，话语制作者给出的是陈述。从呼天成的话语分析中，可以看出陈述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当然，话语系统与权力都不是静止的，权力会制造新的陈述，新的话语又会增添新的权力。如果以动态的眼光来看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就是：权力向话语而“是”；或者说，话语向权力而“是”。用呼天成的话来说就是：权力是“活”话语的；同样，话语是“活”权力的。
如果把呼天成的话语置入中国的历史文本中，不难发现它作为符号的寓意功能。在此无须讨论。但笔者要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有两个呼天成，一个呼天成占有话语，整合了呼家堡的肉体和精神，带来了物质的奢侈与豪华；另一个呼天成放逐了话语，给了堡人精神自由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同时带来了经济萧条与物质贫乏，你会选择哪个呼天成呢？
或许，你会选择第N个呼天成？
注释：
〔1〕〔3〕〔5〕李佩甫：《羊的门》，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81、147～148、71页。
〔2〕〔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338页。
〔4〕罗洛·梅：《爱与意志》，冯川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页。
人海中间一点萍
？ 刘绪义
上个世纪末以来，知识分子处境和命运这类话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对“胡风冤案”的再研究、对郁达夫的再审视等等，都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迪，这也许算是中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里的终极关怀。
最近读了一本《李商隐全传》（李庆皋、王桂芝著）和新版的《郁达夫全集》（湖南文艺版），两种书正巧形成了这样一个主题思路，即历史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处境和命运，似乎有某种惊人的巧合。
孔子说：“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