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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雇员中，有一个姓“西亚德”的黑人中年男子，他住在蜜蜂村附近，自称是索马里总统西亚德的堂弟，尽管阿巴路项目经理部聘用他后没有让他干过实质性的工作，但考虑到他与总统的特殊关系，希望他能在协调中索两国工人的关系方面起点作用，两年多来一直给他按月发一份工资。在养护期开始后的减员清理中，蜜蜂村的村民揭发他所谓总统堂弟的身份是假冒的，仅是他的名字构成中恰巧与总统西亚德的名字相同而已，为此我决定从养护期开始，不再给他发工资，但也不想去花精力追究他假冒总统亲戚身份的责任。无功受禄两年多的“西亚德”一旦中断每月不费吹灰之力的工资来源，对我们居然恼羞成怒，恩将仇报，带领村上一帮不懂事的小孩在晚上朝我们住房的屋面扔石头，第二天我去找了村长，他的嚣张气焰才收敛一点。
随着索马里经济状况和社会治安的恶化，一种不安全感也在我们心头加重。但我们不能撤出养护基地，因为一年的养护任务是承包合同中规定的承包商的义务，只有完成了这项义务，承包商才能得到仍在业主手中的占工程款10％的保留金。
每天晚上都有小偷光顾我们住地的库房，小偷什么都偷：汽车轮胎，汽油，电瓶，轧好的石料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物资。我兼养护队的出纳，手中管着现金，更使我感到责任重大。中国的驻外公司也不象西方公司那样可以配备自卫用的枪支，所以小偷更是有恃无恐。但非洲黑人相信中国功夫，他们从中国的武功片中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也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会功夫。于是我将计就计，我就对黑人说我学过功夫，并偶而模仿几个功夫动作。有一天早晨，我穿着结实的劳保皮鞋乘人不备朝工棚的波纹铁皮瓦墙一脚踢去，发出一阵巨响，正在工棚前集合的几十个黑人工人朝发出响声的地方看过来时，只见我右手的两指刚从铁皮瓦上收回，铁皮瓦上正好还有深深的一个凹坑，于是黑人深信我有功夫，黑人的这个信念倒也帮了我一些忙，没有人敢打我寝室里保险柜的主意。
我们十个人在蜜蜂村迎来了在国外的第一个春节。这里没有猪肉，我们就在傍晚开着吉普车去撞在公路旁觅食的野猪，在簸箕下放上饭粒罩珍珠鸡，炊事员用我们自己捕来的野味做出了一桌丰盛的年饭。年三十晚上七点钟当我们十个人围坐在饭桌前吃着团年饭时，收音机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传出了中国农历新年的钟声（索马里与北京有5小时的时差）。我们十个人不约而同地用筷子或汤匙使劲地敲打起碗盆来，碗盆敲击声和收音机里的爆竹声融成了一片，思家的苦涩与节日的欢乐也融成了一片。
后来我被S公司驻摩加迪沙办事处调去参加新项目的投标，离开了蜜蜂村。不久从留在蜜蜂村的工人那里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晚上一伙黑人蒙面歹徒带着匕首袭击了我原先住过的房子，还好我们的工人有警惕，当歹徒破门而入时，用事先早放在门后备用的铁棒把歹徒打跑了。
第二天，被袭击的工人到办事处来报告情况，我立即回到蜜蜂村从当地部队聘用了几名武装黑人士兵给我们工人当保安。
但不久摩加迪沙办事处也成了歹徒袭击的目标，中国工人高师傅惨死在歹徒刀下。
非洲打工记第十回 勇斗歹徒献身异国 黑人刑警草率调查
第十回 勇斗歹徒献身异国 黑人刑警草率调查
阿巴公路养护期结束前夕，我被调到了S公司驻摩加迪沙办事处担任首席翻译，我为自己翻译水平的提高感到自慰，但索马里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却使我感到压力加重。
运到摩加迪沙办事处的施工机械需要保养，办事处就设立了一家机修厂，从S公司的合作伙伴重庆C公司调来了七八名设备养护工人，高成峰师傅就是其中之一。
50来岁的高师傅1。85的个子，憨厚的脸上时常挂着改革开放受益者的满意微笑，早餐时
可以舀上半斤奶粉冲来吃完，对喝酒也有特别的爱好，干活时也有使不完的力气，大家都羡慕他的胃口和力气，在条件艰苦的非洲需要这样的身体。
机修厂的库房里存放着价值上百万美元的进口备件，包括汽车轮胎、电瓶和各种进口筑路机械的零配件，因而备件库房成了当地黑人盗窃团伙的作案目标。从黑人部队聘用的保安早已成为虚设，他们和盗窃团伙勾结在一起，为夜盗偷窃时望风放哨。但我们又不能解雇这些保安，解雇了连办事处大院的大门都得由中国人自己守，我们没有那么多人。为了保护库房内进口备件，机械厂决定由中国工人自己轮流值班，每班两人，一周一换。高师傅说中国工人人手紧张，他身体壮实，可以多值些班，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机修工作，而且他只需一个人值班。机修厂领导同意了高师傅的主动请战。
一天早晨，高师傅牵着一个被他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黑人小偷来到办事处办公室，这时正好C公司的副总经理邓先生也在办事处，邓先生是一位涉外工作经验丰富的老援外干部，他一眼看到高师傅牵着被绑的黑人，立刻明白了什么似的，还没等高师傅说完经过，就让高师傅立即给黑人松绑，并严肃地说：“晚上有小偷来，只要把小偷吓跑就行了，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工作和生活，凡事要考虑后果。”松绑后的黑人被送到当地警察局处理，但第二天就被放了，警察局不愿意给没人给他送饭的拘留者供饭。
邓先生担心的后果不幸在三个月后被引证。
这是一个风高月明的夜晚，白天在C公司分包的索马里水渠工程工地吃完中秋节聚餐火锅的高师傅早早回到了机修厂库房的值班室。半夜窃贼的响动把高师傅从睡梦中惊醒，高师傅立即拿起一根事先准备好的铁棒走出值班室的门，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撬库房窗户的几名窃贼，高师傅借着月光，抡起铁棒朝窃贼打去，不幸未打中窃贼却打在了集装箱上，箱壳被打出一个深窝。躲在高师傅身后的另一名歹徒用匕首刺中了高师傅的后腰，众歹徒逃离了现场。
腰部中刀后的高师傅流血不止，这时他才一边朝机修厂工人住房的方向艰难地移动脚步一边大声呼救，当被喊声惊醒的工人朝值班室方向走去时，看到高师傅再也坚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地。
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高师傅已被机修厂的工人抱上一辆面包车，急速地朝中国援索医疗队的住地驶去。我则坐上另一辆车到警察局报案，晚上警察局连可供报案的电话都没有。我在警察局的大门上足足敲了一刻钟才听见里面不耐烦的答话声，等值班警察向警察局长汇报后，局长同意立即派刑警队到现场调查，但我们又被告知，他们的警车已没有汽油，我们只好让两名刑警先挤上我们的小车送他们到案发现场后，又立即给警察局送去一桶汽油，从报案到5名刑警全部到达现场，足足花了2个小时，歹徒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刑警用昏暗的手电筒毫无目标地在现场四周虚晃了一阵，又朝空中放了几声空枪，无奈地对我们说：“歹徒已逃远，今晚可能只能这样了。”
从医疗队传来了高师傅抢救无效，已停止呼吸的消息。正准备离开现场的一名刑警对我说：“高先生上天了，上天堂享福去了。”白天还和我们吃着同一口火锅的高师傅就这样走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这位穆斯林教徒刑警对死亡理论的说教。
高师傅的遗体被存放在摩加迪沙一所医院的冷藏式停尸房，办事处与索马里的法医进行了联系，请他们对高师傅的遗体进行验尸，并请两名中国医疗队的医生出席见证验尸过程，我承担验尸过程的翻译任务。
我和两名黑人法医一起把睡在抽屉式冷藏柜内的高师傅的遗体抬上了一张简单的手术台，法医几下把高师傅身上的衣服剥去后，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