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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圣传统
有哪个大作家会惟恐读者以为他没学问而不断引证名人名言呢？比较一下中外作家作品，立刻可以发现一个非常直观的巨大差别：大部分中国作家的文本里都充斥着引号（根据不同时代的流行性精神感冒，引证的权威时时在变，但每一时代的中国作家都引同样一些权威则半个世纪未变），而大部分外国作家的文章中却很少有引号。外国作家即便引述先贤大哲的思想观点，也是撮其大要（这是一种化境，如盐之在水，有味无迹），而不强调原文记诵——因为他自己的话并不比原文的思想含量低。中国作家的作品充满他人的思想颗粒，而没有自己的营养液，如果析去他人的思想，其作品就只剩下清汤寡水。中国作家的文章像和尚的百衲衣，没有一片布是自己的，全是沿门托钵乞讨而来。这种写法犹如一个刚刚出师的武术学徒，一招一式皆有来历，以此与同门对练（相当于打假球），固然煞是好看，但与真正的高手同场竞技，则必败无疑。这种门生习气，在许多当代“大师”的代表作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这一征圣积弊若不彻底革除，中国文学要真正繁荣，真是难乎其难。
关于颂圣传统
读世纪下半叶的作品，你会发现，无论历史有过多么巨大的曲折，每个历史阶段的作家，都认为他执笔之时的“当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即便作家们明知在很快到来的下一时代眼里，“当代”将被否定，他们依然有这种时代性自恋——像傻大姐一样没事空喜欢。而到了下一时代，所有歌颂过前一时代的作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加入批判前一时代的队伍，并且再一次毫无廉耻地加入对当代的热烈歌颂——像受虐狂一样以苦为乐。这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颂圣传统，而这一传统在世纪下半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颂圣者根本不配称为作家，只是文痞甚或文妖。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痞，并非只有姚文元一个。如果文痞们一定要与作家沾一点边，那么只能称之为“御用作家”；如果他们嫌“御用”两字难听，我也是不吝于好字眼的，他们可以称为“桂冠作家”。然而真正的作家是戴着荆冠的。
有执照的作家
作家而有执照，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因为从曹雪芹、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卡夫卡，都是“无证经营”。也许在皇权尚未失去其神圣性的前现代，“桂冠诗人”在民众眼里还是一种荣耀——但在大作家眼里只是侮辱。时至今日，“桂冠诗人”已经成了伪劣产品炮制者的同义语。然而当代中国却有许多自视甚高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至今会在著作的勒口上炫耀自己是国家级或地方级“会员”，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证明他的作品相当于“国优”、“省优”，还是为了暗示他经常能得到国家的订单？众所周知，作家的惟一荣耀来自读者——来自当代的读者或未来的读者。就像诗人食指所说，真正的作家在我们的时代也许只能“相信未来”。
去掉一个最高分
通过驯服与否的筛选，真正有才华有创造力因而决不驯服的天才，必然被汰除。而才能与创造力有限的庸才，因为在利益杠杆的驱动下愿意驯服，愿意被权力意志强奸，于是李代桃僵地成了所谓的作家。这些作家的有限才能，本来是足够做一个优秀编辑的。但既然才能只够做一个优秀编辑的人成了不称职的蹩脚作家，那么才能只够做一个优秀读者的人就有机会来做不称职的蹩脚编辑了。至于其才能足够做优秀作家的人们，当然不得不接受所谓的思想改造，成了不许乱说乱动的读者。于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学术领域彻底乱了套，除了“去掉一个最高分”之外，全体向上浮动一级。在这种极其荒谬的格局下，妄图缘木求鱼地呼唤大作家和大作品，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只要这种格局不变，奇迹是不会发生的。
作家的脊梁
在古代专制皇权的极端高压下，中国尚且始终存在“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可杀不可辱”的狂狷之士，而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一传统倏然中断。“中国的脊梁”或许尚存于民间，但大部分中国作家的脊梁不说折断，也已弯曲。“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庄子）、“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的精神，业已鲜见。没有顶天立地的精神英雄，就不可能有伟大的文学。一个精神侏儒化的民族，是不需要精神大厦的。因为大厦的高度会无情地揭示出，他们始终在下跪。跪着的奴隶，必然会不遗余力地拒绝甚至毁灭所有真正的灵魂工程师——并且不遗余力地毁掉他们的精神建筑。
所谓“革命现实主义”
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都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完美，因此任何把当代歌颂为尽善尽美的盛世的“现实主义”，都是伪现实主义。没有比“到处莺歌燕舞”的“革命现实主义”更虚幻的现实主义了。伪现实主义文学，是扼杀中国文学的鹤顶红。伪现实主义的文学，不折不扣地成了“人民的精神鸦片”。宗教仅仅对陷于苦难的人民许诺一个来世的美妙世界，作为精神鸦片，宗教起码没有睁着眼睛说瞎话，要求人民在苦难中体验出至上幸福。而革命现实主义却要求陷入苦难的人民体验一个今世的极乐世界，它要求人民违背一切真实感受，把苦难本身当成无上幸福。鲁迅说，只要中国有革命，阿Q就一定会成为革命党。把苦难当成幸福来歌颂的革命现实主义，正是被权力加以制度化的全民性的精神胜利法。
所谓“体验生活”
人类的生活从来都是丰富多彩的，缺乏“现实主义”生活的普鲁斯特照样写出了不朽巨著。世上没有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作家先有特殊的写作意图——这种意图也不是作家自发的先有，而是被权力意志强加的先有——随后特地去体验那种打算描写的生活才完成的。只有特殊的反现实主义的伪“现实主义”，才要求作家特地去体验自己不熟悉也不喜欢的生活——而且并非那些已经有这种生活的普通人实际上正在过的真实生活。作家们被要求体验的生活，是一种远离其精神实质的表面生活，是一种专门为了舞台造型而摆出姿态的虚假生活。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在真实自然的生活中，无意识地积累经验、体验苦乐、郁积感受，最后不吐不快地像火山一样喷发而出的。作家的艺术创造力，必须在没有外力胁迫的前提下，才能依循强大的内驱力而自然升华出来。伪现实主义的体验生活论，把驯服的作家的并非自发的有限才能像挤奶一样挤出来，因此驯服的读者的眼泪也只能被挤出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真正的文学感动，已经远离了中国人达半个世纪之久。
人文贫血症
当代作家大多人文素养稀薄，自由思想寡淡，创造血性不足，反映在作品里，自然只有模仿和怪诞了。卡夫卡的“怪诞”里包孕着逼真、慑人的观念真实，马尔克斯的“魔幻”里暗嵌着美洲大陆独具的文化底色，而出现在中国当代作家笔下的人物，往往只意味着语词的疯狂，大脑的谵妄。作者走马灯似地追随形形色色的现代流派，创造的冲动被炫耀的热情取代，真实的原则被展览的趣味凌驾，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不切实际的风情，莫明所指的苦难，胡搅蛮缠的象征，旱地拔葱的欲望，意识在流动，惟独人物的血液凝然不动，文字在喧哗，惟独思想的真义寂寂无声。由于对鲜活本真的人性缺乏好奇和洞察，他们便更愿意乞灵于时代精神的襄助，或相反，一头扎进某个“当时已惘然”的历史陈境，供自己的手掌随意翻覆。由于生活的活水不在内心，他们对所谓“体验生活”抱有孩子气的真诚，坚信只要在某个乡村、车间或“先进单位”略加逗留，就能使如火如荼的生活如约而至，就能使作品水到渠成地走向轰轰烈烈，并最终挂名为“史诗”。
超我 · 自我 · 本我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以一九七八年为界，可分两个时期。前期，作家被权力意志的“超我”彻底压倒；后期，作家被市场意志的“本我”彻底压倒。然而无论前期还是后期，当代中国作家独独没有“自我”。如果说“自我”就是“大写的人”，那么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可以一言以“毙”之：“形势比人强”。然而总是被大好形势刮得不辨东西的人，是不配做真正的作家的。超我非真我，本我亦非我之全部。臣服于超我的是奴才，屈服于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