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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12月18日邀我共进早餐时，又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是赞成（探讨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者的，达尔文、康德以及一些美国的科学家，特别是研究原始社会的刘易斯·亨利·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喜欢他的著作。毛说，摩尔根关于易洛魁印第安人、部族宗教的起源和“崇拜的必要”的研究，支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从早些时候与主席的谈话中，我知道，他对于人类渴望信仰上帝或神之类的事已仔细考虑了很久；并且，除了在这个问题上赞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神论外，他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出了他自己的政治教训。
后来他提醒我，他在1965年曾对我说过，是有一些个人崇拜，但需要更多一点。那时候党的权力他已经控制不住了。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他说。它（崇拜）搞得已经过火了，有许多是形式主义。例如，所谓“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多么讨厌！早晚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留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那也就是教员。他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一个教员。其余的要一概辞去。
（一一） 文化
但是这位导师想要教导的、还没有完全灌输到群众心中去的是什么呢？除了由那个主席已管不了的、也许是“不老实的”中央宣传部所炫示的塑像和画像的形式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呢？
四大卷《毛泽东选集》，另一卷还有正式发行但已在党内流传的“选集”，以及无数的各种声明和报告，都是教导的基础。但是，最扼要的答案是1966年8月8日发动文化革命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十六条”的最后一条中所表明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
产阶级挂帅。……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
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
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要概括这位导师的教导－－它包含党和革命的历史梗概－－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从1962年开始，人民解放军的报纸《解放军报》－－一个仍旧完全拥护毛的机关报－－每天刊登一条语录。1964年，把一些最令人信服的语录（有的是很长的摘录，有的甚至是整段）汇编成便于每个战士携带的袖珍本，让人人熟记，以便彻底教育军队，深入广大农民的思想，并终于在1966年在城市普遍流传。足足刊印了几亿册，最后还用世界上各种重要文字印行出版。书中的“老三篇”是毛想要灌输到每一个中国人心里的教导的最简明形式的范本。
《为人民服务》是写给一个普通战士“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以及毛在当时（1944年）作的赞辞。那时他开始使为每一个死了的同志，“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举行追悼会成为制度。对于人民服务的死者表示尊敬，以“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服务”）
另一篇赞辞是《纪念白求恩》（1939年），白求恩是一位加拿大医生，他为中国的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文章赞扬白求恩“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的“国主义的精神”是所有无产阶级互相支持的光辉榜样。（“国际主义”）
第三篇文章《愚公移山》是根据中国的神话，讲一个农民努力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同他的两个儿子一道用锄头挖去挡住他家出路的两座大山。智叟嘲笑他，但他还是坚持挖下去，并说将来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会把他们刚开始的工作干下去，最后他们是会成功的。就这样，在神话里，他们在上帝的帮助下，果然办到了。毛把这两座大山比作重重压在中国头上的两个恶魔－－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把“上帝”比作“人民大众”，他们“一齐来挖”，就会使中国摆脱这两个恶魔。
1945年写的《愚公移山》含有重要的政治教训，包括告诫人们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扶助蒋介石，但要把美国人民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论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样朴素的范例，很象是对天真的童子军进行德育训导，这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的一个特点，这种宣传是为了同（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先家庭和自己而后社会的“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和旧文化”作斗争的。此外，通过刻苦学习毛的令人信服的最主要理论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普及客观的推理的标准理论方法，使人们系统地和统一地分析和“总结”具体问题。
如果认为我似乎已经远离了文化革命故事本身，那是因为单通过编年式的扼要重述，而不从侧面来看看过去和现在毛的领导所要灌输的“思想”的“性质”，就不可能掌握文化革命的“由来”。
那么刘少奇是不是反对上面简略介绍的三篇文章所示范的美德和训戒呢？当然不是。毛刘之间发生摊牌，是因为在刘的控制下，党奉行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而不去把毛的思想同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刘只是在保持团结这个限度内力求使毛满意，另方面则保护和加强他自己的组织，以便在系统地、纵令是庸俗平凡和官僚主义地执行实际行政任务时不受到干涉。
刘和毛在工作作风和气质上是非常不同的。刘比毛小七岁，两人都是出生于湖南省。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师范学校学习而成为教师，但是他们的教育概念是很不相同的。两人都是1921年入党的，但刘是在莫斯科入党（由共产国际从中国招募去的），而毛却成为在上海成立的土生土长的党的缔造者。
刘不是亲苏的，但他在俄国度过的早年对他有影响；毛则通过组织农民游击队学会了革命。刘对农民生活漠不关心；他宁愿从事城市的地下秘密工作。他认为要取得成果，一个专业的组织机构和协调的工作班子的努力比热情和鼓励来得更重要。
毛厌恶和怀疑城市生活，他作为一个军人政治家度过了他在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岁月，他鄙薄从来没有打过仗和种过地的“专家”和知识分子，他尊敬成为他的最优秀士兵的贫苦农民，他保护主要来自农村无产阶级队伍和在武装中提高的“新干部”免受城市的腐蚀。他通过打动青年信徒们的自信心、理想和爱国主义，把他们吸引到他的身边来，正如同他从被歌颂的历史、从人驯服自然的斗争的典故和被“神化了”的人当中，为他的诗篇汲取主题一样。
在中国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以工业为主的社会的时期，这两个人在一起似乎互为补充得很理想。的确，1958年毛（据说）为了把全部时间用于党的工作，因而辞去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职务让刘来继任时，情况似乎仍然如此。在那一年，他给党提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这一不平常的文件。
首先，同俄国分裂的时间和方式，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和分歧，从1959年起就开始破坏毛刘搭配合作的节奏了。中苏关系这一病患，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已经开始出现脓疱；1959年6月赫鲁晓夫撤销了给中国提供原子弹的诺言，接着又访问了戴维营之后，中苏关系的恶化就举世皆知了。9月，即赫鲁晓夫访问艾森豪威尔的同一个月内（毛相当怀疑地看待这次访问），彭德怀被撤掉了国防部长的职务。
那是紧接着在庐山举行的决定性的中央全会之后发生的，在会上彭向毛挑战，毛为了使对彭的谴责得到通过，曾不得不把他的全部威信都投入进去以支持这场辩论。
彭德怀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同从城市起家的北京市长彭真没有关系。彭德怀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而直率的军人，只读过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