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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书屋品茗
一、沿革与“辞海精神”
《辞海》新版在一九九九年九月正式出版。按解放后的规定，《辞海》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九年三次均有重大修改，实应为新《辞海》的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尊崇草创者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辞海》本创于抗日战争前的中华书局。据李春平先生《辞海纪事》一书详载，老《辞海》策划、启动，始于一九一五年。时中华书局主持人陆费伯鸿先生决心编出此项中国集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中华书局是私资企业，而此种大型辞典长时期内是只有投入而毫无产出的。其难能可贵，令人钦敬。老《辞海》自一九一五年秋启动后，至一九二八年止，时作时辍，不仅只有投入，而且事业已陷于停顿。但陆费先生壮志不减，不惜继续作此并无回收保证的源源投入，自一九二八年起专聘舒新城先生担任辞海编辑部主任，先后在南京、杭州、上海三地辗转设立辞海专门编辑机构，终于在一九三六年正式出版了《辞海》两巨册。当时抗战军兴，虽印数不甚多，但已声动全国。时至今日，人们仍不能不为陆费伯鸿先生为发展祖国文化事业的不朽精神所感动。
至于解放后于一九七九年正式出版的新《辞海》，则发起修订者仍为原中华书局辞海编辑部主任舒新城先生，而由毛泽东主席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在上海正式决定修订老《辞海》，并将此任务交托上海市党政领导机关负责完成。此事之得以终于实现，并在今天出了第三版，根本的成功因素，还是在上海市党政机关于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五和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九年两段时期有力而正确的支持和领导。没有这根本重要的一项，新《辞海》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辞海》之得以有现在的水平出版，它的经历是很曲折复杂的。《辞海纪事》载，由上海市委确定以舒新城为编辑委员会主任的辞海编委会，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四日成立，并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有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参加，在这次会上确定了修订《辞海》的三项指导方针，为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这是在当时“大跃进”热浪中的产物。其中科学性一项自是十分正确，而政治性、通俗性两原则则很难掌握，并且容易使释文产生不适当倾向。之后，一九五九年秋至一九六○年春发动各高校学生以至工厂工人在几天或十多天赶写出来的油印稿，即所谓大兵团打歼灭战形成的作品，自然无法考虑。这是当时“大跃进”也即发动全民写诗时代造成的弯路，不能由某一人负责。
但这一提法和做法属于此路不通的性质“废稿盈室，难予卒读”，我曾反映此意。于是编委会的常务负责人们，吸收广大专家及出版工作者的意见，决定改为由专家重新编写，并提出了“知识性、正面性、稳定性”的写作原则作为前述三性的“补充”。但在实际执行中，自然而然地就只提后面这三项原则了，这当然是对的。事实上，任何工具性的辞书都只能是知识性第一，只要提供的知识正确可靠，科学性也就在其中了。同时提出在文字表达上，必须“四至分明”，即该说的话决不可少，不必说的话，则一字一句都不宜有，谨守疆域，万勿越界（上海习称为“越界筑路”）。这些从专家中来的好意见，由石西民总结起来，在一九六一年二月敦请全体编写人员集中在上海浦江饭店从头做起之前，由石做了一个重要报告加以阐述。从此，这些原则就没有动摇过，起了根本上的指导作用。这样的浦江饭店集中修改，前后竟有几次之多。因此，在确定航向上，石西民起了重大作用。
笔者作为辞海编辑所的一个基层工作人员，曾多次到某些修订小组去旁听过。去得较多的是哲学组，这因为该组涉及范围广，可借此长点见识。他们的内容包括中外哲学理论、哲学思想史、哲学家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经学、宗教哲学及逻辑学等，而专家学者则包括周予同、全增嘏、冯契、胡曲园、严北溟、傅季重、徐孝通、汤志钧等，均可谓一时之选。其中有一两个专家据说是全国仅有的。我看见他们从一个个选词讨论起，有的释文还写在小黑板上逐字逐句讨论。这种认真精神，各科大都差不多。为了争取时间，有些专家晚上就住在浦江饭店，我至今还记得的有复旦大学教授、语文学家吴文棋、戏剧学家陶雄等。至于辞海编辑所的编辑人员一般也都是很认真负责的。举一个小例子：一九六一年第一次浦江饭店修订时，辞海编辑所的实际负责人（副主任）杭苇，就亲自狠抓火车自动挂钩脱钩问题的考定，终于由专家反复考出，证明这是美国人早发明的，中国当年叫做“詹天佑钩”是不对的。又如，我本人一九七八年夏调到北京以前，曾于该年五月先去过北京一趟，辞海编辑所的新负责人束纫秋临走前交给了我一个任务，说《辞海》（未定稿，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上对林伯渠及另一同志（名已忘）的释文太简单，评价也很低（北京审改的），我去京如能见着有关领导同志，可代请示一下。后来我见着了，也得到了详细回答，其中关于林伯渠同志谈得很详，全是我闻所未闻的高层机密，并说这些全属无稽之谈，照实重写就是了。我举这两个例子，是说明辞海的编辑部门大体上已形成了这么一种作风，抓住一切机会认真、负责、仔细、一丝不苟、不尚空谈。
《辞海》的插图也很值得提一下。全部插图均采用细线条精美勾画，其中画科技插图者为陈浩雄，画植物、动物插图者分别为某两位插图老专家，画人物者为赵宏本、颜梅华等同志。我奉命以编辑部综合组名义同该组联系，主要是商量某些历史人物插图时的注意之点。人物插图有些还先画出草图经编写组研究后再正式画。第三版除彩图本外，《辞海》插图至今仍采用此种形式，其精美程度恐怕算得中国出版史上的空前佳作了。
江泽民同志给一九八九年版《辞海》的题词是：“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这对于参加《辞海》编写、出版的所有工作人员，当然是一种极大的激励和光荣。这种“辞海精神”如果发扬光大下去，那么，它的贡献就不仅限于编成几部书了——因为，这一点显然比编一部书是重要得多的。
下面，我选择了十条中国辞目，十条外国辞目作为例证来对新版《辞海》作一点儿考察。总的感觉是很不错，比我预期的要好，我觉得写得比较好或相当好的条目占绝大多数。下面列出辞条名，并略介其释文大要，有的引用几句原文，一般也谈谈我的一点浅薄看法。当然，这些都是比较难写或很难写的条目。
二、例证：中国方面的
1．“孔子”（中卷，3l75页，有插像）是一长条，总的说来全条均以事实说话，从释文可以看出，全条是以肯定语气为主，批评为辅。这恐怕比较符合实际，符合这二十年来学术界的主流看法，也符合全球华人的共同心理状态（但这不是说“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革命进步口号就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了）。释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孔子的经历、事业和编著业绩，之后，寓评价于事实介绍中的一长段写得相当精采：“其学以仁为核心，认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等论点，即所谓‘忠恕’之道。又以孝悌为仁之本；以为‘仁’的执行要以‘礼’为规范，他说：‘克已复礼为仁。’‘仁’以维护贵族等级秩序为目的，但也表现了对一般人的重视。在世界观上，相信有人格意义的‘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但又把天看成自然之物；重视祭祀，但又怀疑鬼神的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相信天命，强调‘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但又重视人为，在生活和学习上取积极态度。在认识论和教育思想方面，承认‘生而知之’、‘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但强调‘学而时习之’，提倡‘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命题。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并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但鄙视‘学稼’、‘学圃’。在美学上，主张‘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