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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便是应该列入人类精神进步史表之内的对象。我们将要在提出它们时，特别力求表明这些进步在人们政治生活的不同时代中对于人们的意见的、对于各个不同国家的广大群众的福祉的全部影响：我们将要力求表明，他们都认识到了哪些真理，他们都弄明白了哪些错误，他们都奠定了哪些有德的习惯，他们的才能都有哪些新的发展曾经在这些才能与他们的需求之间建立了一种更幸福的比例；并且，在一种相反的观点之下，他们又曾经是哪些偏见的奴隶，是哪些宗教的和政治的迷信把他们引到那里的，愚昧无知和专制主义是通过哪些邪恶腐蚀了他们的，暴力或他们自身的堕落又使他们沦于什么样的悲惨境地。
迄今为止，政治史也像哲学史和科学史一样，只不过是某些少数人物的历史；真正构成其为人类的那些人、即几乎全然依恃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广大的家庭却被人遗忘了，甚至于还有从事于公共职业的那类人（他们的活动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社会，他们的任务是教学、是管理、是保卫、是安慰别人），而惟有领袖们才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关注。
对个人的历史而言，只要搜集事实就够了，但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却只能是依靠观察；而且要选择它们、要掌握它们本质的特征，就必须还得有知识；并且要能很好地运用它们，还需要有几乎同样的哲学。
此外，这些观察在这甲都是以通常的事物为对象的，它们触入每个人的眼帘；只要愿意，每个人自己都可以认识它们。于是，几乎所有被人搜集到的观察就都是出自旅行家，就都是由外国人所做出的，因为这些在它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如此琐碎的事物的，对这些人却成为了好奇心的对象。可是不幸，旅行家们几乎总是不确切的观察者；他们观看对象是太匆忙了，而且是通过他们自己国度的偏见在观看的，往往是以他们所游历的国家的人们的眼睛在观看的。他们所请教的只是偶然把他们相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而利害关系、党派精神、民族骄做或情调则几乎总是会左右着这些答案的。
因此，我们可以据之以追踪最为重要的这部分人类历史的，其资料的贫乏就绝不能仅只归咎于历史学家的奴颜婢膝，有如人们很有道理地所谴责于专制君主的御用历史学家们的那样。
我们只能以对法律、对政府与公共经济的实践原则的知识，或以对宗教、对一般偏见的知识来补充其中的缺欠。
事实上，书面上的法律与被人实行的法律、统治者的原则与他们那由被统治者的精神所加以改变的行动方式、由制定体制的人所颁布的体制与被实现了的体制、书本上的宗教与人民中间的宗教、一种偏见表面上的普遍性和它所获得的实践拥护，都可能是如此之不同，以致于其效果绝对不会再符合于那些公开被承认的原因。
正是人类历史这一最朦胧、最被忽视的部分，而且有关的遗物向我们所提供的材料又是如此之稀少，才是我们格外应该加入到这份史表之中的；而且无论我们考虑的是一种发现、一种重要的理论、一种新的法律体系或一场政治革命，我们所关怀的都是要决定它们对于每个社会的大多数那部分人都造成了什么效果；因为哲学的真正对象就在于此，因为这种同样原因的一切中间性的效果都只能看作无非是最后推动那部分真正构成为人类整体的人们的手段而已。
只有达到了整个链锁的这最后一步，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观察（作为由思索而获得的知识）才真正变成为有用的，只有到达了那个终端，人们才能欣赏他们自己对光荣的真正资格，或者能确实欣然享受他们自己理性的进步；只有这时候，人们才能判断人类真正的完善化。
把一切都联系到这样的最后一点的这一观念，乃是被正义和理性所决定的；然而人们或许会倾向于把它看作是纯属幻念；但它却不是幻念，我们这里只要用两个动人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它了。
拥有最常见的各种消费品——它们以某种程度的丰裕满足了那些胼手胝足在耕耘我们土地的人们的需求，乃是由于得到了科学知识的帮助的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自从那时起，这种拥有就被历史附丽于萨拉米战役的胜利之上，没有这次胜利，东方专制主义的阴影就会威胁着要吞噬整个的大地。水手们正确地观察到了经度才免于海难，他们的生命有赖于一种理论，那通过一连串的真理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学派所做的发现，但在两千年间却埋没在毫无效用之中。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译
第十个时代
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
如果说人们能够以几乎完全的确凿性来预言他们已经知道了其规律的那些现象，如果说即使是它们尚未为人所知，他们也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以很大的概率预见到未来的事件；那么为什么以某种或然性，根据人类历史的结果来追踪人类未来命运的史表，就应该被看成是一桩虚无飘缈的事业呢？在自然科学中，信仰的唯一基础乃是这一观念：即驾驭着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已知的或未知的）乃是必然的和不变的；然则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于人类思想的和道德的能力的发展，就要比对于自然界的其他活动更不真确呢？最后，既然根据过去的经验而形成的意见，对于同一个层次的对象来说，乃是最聪明的人的行为的唯一准则，那么为什么要禁止哲学家把他们的猜测置于同样的基础之上呢？——只要他不把它们归之于超出观察的数目、恒定性和明确性所可能产生的确凿性之外的一种确凿性。
我们对人类未来状态的希望，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三个重要之点：即废除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一个民族内部平等的进步以及最后是人类真正的完善化。所有的国家都将有一天会趋近于最启蒙的、最自由的、最摆脱了偏见的民族（例如像法国人和英裔美国人）所已经达到的那种文明状态吗？把这些民族和屈服于君主之前的那些国家的奴役状态、非洲部落的野蛮状态以及野蛮人的愚昧状态分隔开来的那种广阔无垠的距离，会一点一点地消失吗？
在地球上有没有哪些国土，其居民是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而永远也不能享受自由、永远也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的呢？
在所有的开化了的民族中，在构成它们每一个民族的不同阶级之间迄今为人所观察到的那种知识上的、手段上的或财富上的差别，以及被社会的最初进步所扩大了的、或者可以说是所造就了的那种不平等，——究竟它们是出自文明本身呢，抑或是出自社会艺术的现实缺陷呢？它们会不会持续不断地削弱，以便让位给那种事实上的平等、那种社会艺术的最终目标，那在缩小人们才能的天然差别的作用时，只能是容许对所有的人的利益都有用的那样一种不平等继续存在，因为它将促使文明、教育和工业进步，而不会带来依附、屈辱或贫困；总而言之，人们是不是在趋向于那种状态？——在那里，人人都将掌握有必要的知识在日常生活的事物中按照自己固有的理性指导自己，保持它没有偏见，以便更好地懂得自己的权利并按照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良心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在那里，人人都能由于自己才能的发展而得到保障自己需求的可靠手段；最后在那里，愚蠢和悲惨将只不过是偶然的事，而不是社会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