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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谷物被碾碎或揉搓成珠粒状。宋应星还详细记述了盐的生产，并意识到了人体需要这种无机物。他详述了糖的生产和加工、酒母及制曲。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令现代读者感到吃惊－－他没有去煞费苦心地论述将大豆腌渍或加工成酱油或豆腐，尽管也曾略提及此（第29页）。显然这对商业并无多大意义，但对居家生活却可能很重要；宋应星没有述及在家里从事的活动。我推测，虽然在其他明朝书籍中详述了豆腐（其所述及的某种加工过程大体上类似于当今在相当传统的地区所运用的方法），但豆腐在那个时代并未进行任何规模化的商业性生产。
中式饮食肯定是绝对以谷物为基础，食用的肉和豆制品甚至比今天更少。除了豆－－大豆、绿豆、蚕豆、扁豆、刀豆、豌豆和豇豆，芝麻和植物油外，宋应星没有提到别的食物（第30－31页）。他在膏液一卷中作了讨论，主要是针对油的经济用途，例如用于制造蜡烛等。宋应星列出供馔食用的油，以黄豆、芝麻、莱菔子、菘菜子为上；苏麻和芸苔子次之；搽子（有危险，因为压榨饼有毒）、苋菜子又次之；大麻仁为下（第215－216页）。官方的农业类书有较多的信息，但却很不生动。而且目击者的报道显然更少。
另一位生动的见证者是普通的高丽人崔溥，他偶然来到中国。朝鲜人倾向于奉承明朝中国，视之为万善之本，但崔溥却能客观看待。他于1488年遭遇了一场暴风雨，漂流到中国海岸，受到官府的照料，不久便返回朝鲜。在此期间，他有了一次观察中国的好机会，而中国当时还是一个不大为朝鲜人熟悉并难得造访的国家，尽管在其文化中相当重要。他对食物的记载通常很少，但却很有趣。在长时间与低级官员打交道之后，他会见了地方总兵，并被招待以茶和水果，还被赠予充足的食物，他将其开列如下：
一盘猪肉
两只鸭子
四只鸡
两条鱼
一大杯酒
一盘米饭
一盘胡桃
一盘蔬菜
一盘竹笋
一盘小麦面条
一盘枣子
一盘豆腐
（崔溥，1965年，第73页。）
这肯定是当时典型的官方赠品，而且肯定代表了政府认为适于送给不特别出名的旅行者的土产。在概括其经历时，崔溥以长江为界将华北与华南作了比较。他认为这两个地区的食物都很粗糙，还描绘了用筷子在公用碗里吃东西的情景。但他发现南方较为精细，除稻子外，还注意到了高粱、竹、龙眼、荔枝、橘、柚，以及所有的中国家畜，它们均为那里的风味食品。他发现北方不很繁荣，其水果为枣子。
另一位亚洲的造访者为我们报道了一次更加丰盛的款待。1420年，一个来自今阿富汗之赫拉特的使团抵达了中国。画师纳高什（Ghiyathal－DinNaqqash）记述了此次访问；而莫里斯·罗塞比（1975年）则提供了这方面的英文摘要。该使团一进入中国，就被提供所有必需品。他们在北京期间，每人每天都供给“面粉，一大碗米饭，两大张甜饼，一罐蜂蜜，大蒜，葱，醋，盐，一份精选的蔬菜，两壶酒，以及一盘点心，而且每10个人得到1只羊、1只鹅和两只鸡”（罗塞比，1975年，第17页）。
但最健谈的旅行家还数欧洲人，他们比崔溥或纳高什对中国更陌生。对他们来说，除了最普通的农作物，一切都是新鲜的。中国食物的品种之多，价格之低，使“西洋人”（正如他们在中国被称呼的）大为惊讶。最早的报道之一出自葡萄牙人白来拉（Pereira）之手，他在1549年因走私而遭监禁（博克塞，1953年）。随后是加斯巴（Gaspar）的描述，这也是最先出版的报道（1569年或1570年在葡萄牙）。他跟白来拉一样只了解华南沿海，但也听说了其余地区的大量情况。加斯巴记下了许多白来拉同样注意到的事情：人们普遍食用猪肉，吃青蛙（以特别的技巧剥皮）；物品都便宜；水产极为丰裕。他也提到了蔬菜和水果：芜菁、萝卜、甘蓝、大蒜、葱；桃子、李子、坚果和栗子、橘子、荔枝，以及富有特色的苹果形沙梨，它是“一种苹果，其颜色和果皮却像灰梨，但气味和口感都更好”。他还记述了明朝有产者的典型筵席（博克塞，1953年，第131、133、134页）。马丁·德拉大（MartindeRada）在1575年访问了福建，他记载了几样别的食品，包括华南及东南亚北部的奇特的乌骨鸡，以及大种鸽子和大种鸠。
根据诸如此类的报道，门多萨创作了一部详备而系统的中国纪事，于1585年在罗马出版。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由此跳跃性地增加，无可估量地扩充。门多萨准确而出色的报道，几十年间一直是有关中国之知识的主要来源，全欧洲有教养者均了解并阅读它，而且至今它仍是重要的原始资料。到1588年，理查德·帕克（RichardParker）将它译成英文，并冠以相当刺激的书名－－《伟大非凡的中华王国之历史及其状况；兼述大富翁、大城市、精明的政府及罕见的发明》。门多萨讨论了松果、蜂蜜、人工孵化、林木作物与谷物套种（他偶尔提到了一种粮食－－玉米，这是较早将其当做中国农作物的记述）、鹈鹕捕鱼，以及粗放的养鱼（门多萨，1853年，第15页）。他提到，广州附近的养鸭人赶鸭走过受虫害侵扰的稻田，得到报酬，因为这样一来就除掉了杂草和蜗牛。连园艺家也要养鱼：“他们中无人没有鱼池，虽然很小”。（第150页）
不过，有关中国食物的大部分著述当然都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明朝有关食物的著述极其广泛，难以尽述［牟复礼载于《中国文化中的食物》（1977年）中的那篇详尽的长文论述精当］。明朝的戏剧、小说、诗作及歌曲都生动详实地记载了方方面面，从穷人的粗糖和豆子直到富人的豪侈宴席。
宫廷当然是最奢侈的。它“当时乃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店和餐厅。它于1425年雇佣了6，300名厨子，而在该王朝行将灭亡时，人员又有增加。。。。。。从送到该机构的酒坛数目及其消费食盐的数量，可以估算出其炊事人员必须每日伺候10，000－15，000人。而由太常寺管理的许多祭祀活动甚至还未包括在内”（黄仁宇，1969年，第90页）。1578年，2，660万担谷物或等量物通过赋税征收上来，其中有400多万担用于供应宫廷和充实帝国谷仓。炊事人员在15世纪中期达到9，462名，而到16世纪则被裁减为7，874名（第90页）。一份明朝的原始资料表明，鸿胪寺在1468年需要“1，268，000多市斤的水果与坚果”（第57页）。牟复礼也告诉我们有关太常寺的情况。其炊事人员在1583年达1，750名。每年有200，000多头牲口用于祭祀，包括“160口献祭用
猪；250只献祭用羊；40头同色的小公牛；18，900口肥猪；17，900只肥羊；32，040只鹅；137，900只鸡”（第214页），这些牲畜必须是上佳的，因为它们要被整个儿供奉。
大商人和地主家里的烹调，规模虽未大得如此惊人，却可能更好。烘烤和甜食的制作似乎发展得尤为充分；小说记载了糖制的舶来食物，而宋应星则醉心于使制作之法（包括造兽糖在内）永世流传（宋应星，1966年）。精巧的制品越来越多地见于广州、杭州和长沙这类的区域性贸易大城市及其餐馆和小饭店里，而不是宫廷的大厅里。反映在匿名之作《金瓶梅》（埃杰顿，1939年）这类小说中的复杂而精致的烹调法，仍仅限于最先进的商贸城市中小康之家的享受。在短篇小说和剧本中，这种雅致实乃腐化堕落的标志。只有无所事事的富翁才能享用，工作勤奋、忠诚老实的官吏既腾不出时间也花不起钱，遑论普通人。
在社会的另一极，平民百姓的单调饭食只有在难得的节日和频仍的饥荒中才会变化。农业的进步未能弥补人口的增长和此一时期特有的恶劣而反常气候。饥荒几乎不断地肆虐中国各地。人们吞吃麸皮、树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