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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贝丹和几个同伙瓜分。他们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农民，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仍没有摆脱受压迫的命运。
小说再现了资产阶级、农民同贵族地主之间的生死捕斗，是笔辟时期农村斗争的真实反映。蒙戈奈伯爵代表了贵族阶级的命运，巴尔扎克描绘了资产阶级在农村的势力和得势方式。他们取胜，完全依赖于同农民的联盟，农民在斗争中被推到第一线上，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绘了农民的贫困生活，指出这是农民反抗地主贵族的根本原因。小说中斗争场面宏大，刻画出农民的代表人物福尔松老爹等人的典型形象。
巴尔扎克对农村经济制度的描写表现了他对法国农村的深入了解和考察。深刻地揭示了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的矛盾本来极其尖锐，但是由于贵族的返回，农民与贵族的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退居次位。这种矛盾所呈现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在《农民》中有详尽的表现。反映了特定的历史时期农村斗争的复杂性和这一斗争的典型特点。
《人间喜剧》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峰，它以众多的作品，反映了法国社会的各方各面，塑造了一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及时而准确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全貌，特别是资产阶级从原始积累到发家的过程，在世界文化中占有突出耀眼的地位。
反战战士
——罗曼·罗兰及其小说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进步作家和世界著名的反战主义者。他出生于克拉美西城的一个中产者的家庭，父亲是公证人，母亲是笃诚的教徒。从小，罗曼·罗兰就受到家庭的熏陶，爱好音乐，尤其崇拜贝多芬，这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和成长道路有很大的影响。二十岁时，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取得中学教师终身职位资格。1895年，写作论文《现代歌剧之起源》获得博士学位，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
青年时代，罗曼·罗兰受到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向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巴黎公社革命表示出崇敬之情。他接受了法国民主主义文化的优秀传统，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实深恶痛绝。二十二岁时，在彷徨和绝望的痛苦中，给列夫·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内心的矛盾。罗曼·罗兰本来没抱太大的希望，但后来接到了托尔斯泰一封几十页的长信，对他提出的问题给予恳切的解答。托尔斯泰鼓励他为人类美好的理想而奋斗，指出“一切使人们团结的，都是善与美；一切使人们分裂的，都是恶与丑。”信中还申述了民众艺术的重要性，指出“艺术不应为某一特殊阶级之所有物……艺术而不转向民众，则绝无生存之理。”这对罗兰艺术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罗曼·罗兰曾到罗马采集历史资料，在此结识了德国理想主义思想家玛尔维达·冯·梅森柏女士，他们长期通信，探讨问题，对罗曼·罗兰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曼·罗兰曾在国际红十字会成立的战俘通讯处工作，这一时期写的《战时日记》中，他表达了对残害人类、毁灭文明的战争的极端愤怒。这些都遭到沙文主义疯狂攻击，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被迫迁居瑞士十五年，但他仍坚持反战立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精神世界受到极大震动，1919年，他发表《精神独立宣言》，号召国知识界联合起来，抵制帝国主义战争。从三十年代起，他和高尔基频繁通信，936年访问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线上他与高尔基联合战斗，呼声呼彻全世界。二次大战期间，他在沦陷的法国闭门著书，坚信光明和平的一天最终会来到。
罗曼·罗兰的著作分为音乐和文学两大类。文学创作中，有戏剧、小说、传记、文学评论、回忆录以及政论、书信等诸多体裁。传记是他文学作品中很有特色的部分。本世纪初，罗曼·罗兰有感于颓废的文风，希望用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振奋世道人心，先后写了《贝多芬传》、《米开朗进罗传》、《托尔斯泰传》、《甘地传》等传记文学，描述了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做过的不懈努力。小说创作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从1890年开始构思，到1912年完成最后一卷，作家创作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这以后，他摆脱了精神重负，以拉伯雷式的笔调创作了轻松活拨、诙谐幽默的中篇小说《母与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成熟时期的作品，获1915年诺贝文学奖。小说以音乐家克利斯朵夫一生的战斗为线索，描写了一次世界大战前二、三十年间的欧洲生活，表现出作家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立场和坚持人类进步文化的艺术观点。
据罗曼·罗兰在《青年时代的回忆录》中自己说，他创作这种小说是为了替他报“充满虚荣心的市场的仇”，是为了一吐胸中块垒，完成他由于放弃“人民戏剧”计划而未完成的醒世愿望。这部小说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被高尔基称为“长篇叙事诗”。
小说的主人公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人，出生在莱茵河畔一个小的穷音乐师家庭里。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公爵的御用乐师，母亲的厨娘，舅父是走街串巷的小贩。祖父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不断向孙子灌输英雄创造世界的观念。父亲一生不得志，经常酗酒，并严厉管教克利斯朵夫学习音乐，在很小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就表现出非凡的音乐才能，决心当一名作曲家，幻想以此名扬天下。舅父给他的教育恰恰相反，要他安贫乐道，谨慎作人。祖父和舅父的思想都渗透到克利斯朵夫的思想里，既矛盾又统一。在祖父的安排下，十一岁的克利斯朵夫到宫廷演奏，受到统治者的赏识。但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对封建贵族的虚伪和浅薄非常鄙视，萌生了反抗意识。他锋芒毕露，反抗贵族、攻击市侩，受到统治集团的排斥，作品不能出版。他对专制统治的德国社会非常不满。有一次因为援救被大兵欺侮的村姑造成命案，被迫救亡法国。
他原以为法国是一个艺术的王国，然而巴黎艺术界的腐朽堕落和利欲熏心的社会风气使大失所望。尽管如此，他仍然横冲直撞地进行反抗，抨击一切因袭、保守、没落的东西。他四处碰壁，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是个孤独的与整个社会作对的人。他的好友奥里维与他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但他也并不真正理解克利斯朵夫。在五一节游行中，奥里维被警察打死，克利斯朵夫因为自己打死警察，只得逃往瑞士。奥里维的死，给他以沉重的打击，从此万念俱灰，精神几乎要崩溃。他与朋友的妻子阿娜经历了一场爱的悲剧，等他从极度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精神上的锋芒已大为收敛。以前他不相信上帝，这时却向上帝忏悔，求上帝把他的灵魂与肉体一起毁灭掉。以前他认为艺术有一种社会使命，这时也认为艺术与信仰是超乎自然的了。情人葛拉齐亚的溘然病逝，也使他意志消沉。晚年，他避居意大利，成为誉满全欧的艺术大师，但早年的锐气已不复存在，专心致力于宗教音乐的创作，但求内心平静，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克利斯朵夫的形象是矛盾而复杂的，因而又是具有典型性的。他为了寻求艺术的真实和人生的目标而苦苦探索。他公然举起反抗的双臂，反对一切社会丑恶现象，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对社会有所改变。但严酷的现实打碎了他的幻想。他想通过自己的斗争，找到一种完美的生活并在这种生活中寻求艺术的真谛。但是，他只把希望寄托在用人道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上，视艺术高于一切。而且，他只相信个人的力量，把自己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孤军奋战。对美好人生的追求，导致克利斯朵夫对丑恶现实的极端不满，构成了他形象中的英雄主义特征。小说通过克利斯朵夫处处碰壁的现实，揭露了欧洲各国社会的丑恶现实，使小说具有一定的批评性。克利斯朵夫在与社会的斗争中追求自我完善，其实质是以个人奋斗成功、显身扬名之后，自我完善的同时也必然是自我幻灭的开始。克利斯朵夫从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