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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在清廷退位后三天，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能顺利坐上大总统的交椅，与莫理循、蔡廷干等的极力帮助是分不开的。袁世凯向莫理循表示感谢，感谢莫理循及《泰晤士报》给他的支持。就此事，莫理循写道：“他充分肯定《泰晤士报》曾给予他的帮助，我想他是真诚的，因为自从他返回北京以后，我们经常地、几乎是每天交换一些意见。”莫理循虽然没有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但天生对袁世凯充满好感的他似乎感到自己的工作是相当有意义的。
就在莫理循为袁世凯的胜利而兴奋时，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到南京任职，并把新政权的首都定在南京。袁世凯当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权力控制区，而跑到前途未卜的南京去。莫理循理解袁世凯的担心，并向袁世凯解释说，迁都不仅要花费巨大财力，而且也违反了与各国公使馆的合约。但是，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北京就是满清政府的象征，新政权应该有新的迹象，应该迁都南京。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就迁都问题双方争论不休时，莫理循再次给袁世凯呈献了妙计。莫理循说：“黎元洪已通电力争将首都建在武昌。我想一定还会收到从济南府、开封府、河南府、西安府、成都和广州发来的电报，强调各自城市作为未来国都的优势。在这些城市中，至少有三个条件较为有利，因为他们在清朝以前曾是不同朝代的首都。当你手中有一打申请成为首都的城市时，也许各地都会认为北京将是第二个理想城市。”袁世凯听了此建议以后，可谓豁然开朗。蔡廷干在给莫理循的感谢信中说：“感谢您对定都提出的建议，这才是绝妙的想法，您将被称为中国改革运动中的澳大利亚英雄。”
定都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孙中山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北京，试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在这节骨眼上，袁世凯的嫡系部队第三镇士兵发生了兵变并实行抢劫，对北京城进行洗劫。莫理循在记录这桩事件时说：“街道西边我住所北侧的大杂院着火了，整个街道布满了士兵，而所有的警察都不见踪影……到处都是呼啸的子弹，但似乎没有人受伤。后来，我们才明白开枪只是为了恫吓而已。”莫理循记录得相当客观，那些士兵开枪只是为了“恫吓而已”，事实上，这是袁世凯亲自策划的“北京兵变”事件。袁策划“兵变”的直接动因，就是要向世人表明北京局势紧张，自己不能前往南京。局势正如袁世凯所料，迁都南京的事就此搁浅，他安稳地呆在了北京。但这件事，与袁世凯走得如此近乎的莫理循却不知道其中的真实面目。袁世凯不承认自己亲自策划“兵变”，而莫理循也在四处为袁世凯辩解说，袁没有必要策划“兵变”。他在给福来萨的信中说：“还有比认为袁世凯为了抵制迁都南京而策动兵变的看法更荒谬的事情吗？”莫理循虽然和袁世凯来往密切，但他还是不明白袁的丑陋本性。
莫理循对袁世凯本来是寄予希望的。但“兵变”事件后，他似乎对袁世凯产生了矛盾的心情，尤其是当他努力试图使那些肇事的士兵得到惩罚而袁世凯却有意袒护纵容时，他感到气愤，说：“如果仅仅采取安抚的政策使那些士兵保持沉默，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几年后，莫理循在伦敦商业会所做的演讲中还直言说，“兵变”事件是袁世凯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袁一生中最糟糕、最令袁后悔的一件事。在莫理循看来，此次“兵变”事件使袁世凯在国内外的声望受到严重的贬损，这为后来袁世凯的种种努力设置了前进的障碍。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国的情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袁世凯的就职典礼并没有开创新局面，中国的灾难还在进一步地严重起来。黎元洪、黄兴和陈其美领导的独立军队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军阀独立山头，袁世凯将面临着混乱局面的考验。此时的袁世凯深知充满智慧的、熟悉中国事务的莫理循对他及中华民国政权的意义，他通过蔡廷干向莫理循发出邀请，邀请莫理循担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虽然莫理循与袁世凯关系密切，但当他接到邀请后还是“大为惊讶”。他在日记中写道：“袁世凯认为我总是给他以帮助，还认为我是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之一，因此他希望我能留下来，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做他的顾问。”对于顾问一职，莫理循似乎没有多么在意，他说自己想离开中国回澳大利亚。但袁世凯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给出了比《泰晤士报》高出四倍的薪水聘请了莫理循。莫理循在给友人白克尔的信中说，袁世凯“为我提供了一些优厚的条件。……南北双方一致希望我能成为替他们工作的第一个外国人”
。
1912年8月，莫理循正式接受了中国政府的任命。蔡廷干在给莫理循的信中充满感情地说：“随信附上文件。它不是协议，也不是合同，更不是契约。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主动、由衷地向您发出的一份聘书，已由您签名表示接受和认可。这是中国向外国人发出的最为荣耀的聘书，而且用最礼貌的语言来表达……”此后，莫理循努力工作，更加效忠于袁世凯政权：他为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四处游说，争取列强的承认；他直接参与国家的重建与管理；他极力引荐显赫的外国人来中国投资；他给总统提供内政外交的参谋；他出没于各种活动场所，为中国效力……
就在莫理循接到任命后不久，他离开北京前往伦敦。此时的英国对共和制度是相当抵触的，一些英国人在报纸上成天散布中国内战在即、国家即将崩溃的消息。莫理循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显然对这种“谣言”非常不满。他认为英国是个受报纸舆论影响的国家，当务之急是消除报纸给读者造成的“错觉”，所以莫理循就四处游说，并将自己的观点，通过记者采访发表到了英国的一些报纸上，说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说中国局势日趋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在加强，各地的贸易也在恢复，等等。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在各种场合演讲，并极力为中国的共和制度辩护，极力为袁世凯塑造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在对中国状况十分清楚的莫理循看来，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而袁世凯是中国未来、是惟一可以胜任的领袖，共和制度是惟一可行的政治模式。所以，在袁世凯上台前，他为袁世凯献计献策，自觉充当袁的“师爷”角色。袁世凯重用莫理循，甚至授予他二等嘉禾勋章、一等嘉禾勋章，并不是要莫理循为共和制度效力，而是要为袁世凯本人效力。一边莫理循在给袁世凯“歌功颂德”；一边袁世凯又在暗中组织杀害革命党人活动，并引起民愤，特别是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总统以后，加紧了独裁统治，时局进一步恶化。
莫理循作为政府的顾问，对时局的日益恶化感到了担心，他多次和袁世凯谈论时局之事，并敦促袁与南方日益壮大的国民党进行对话。袁世凯并没有轻易采纳他的意见，说他们是“厚颜无耻”，并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团体。随着时间的增长，莫理循对袁世凯渐渐感到了失望。说袁世凯“情况糟糕”，“威望没有了”。他在给友人亨利·戈颁的信中说：“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与十五年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有何不同。”他开始抱怨自己“把时光浪费在政治顾问这个丢脸的职位上”。
随着袁世凯接受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及当皇帝野心的逐渐暴露，莫理循对中国及袁世凯的感情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批评中国政府及袁世凯。当杨度等人极力帮助袁世凯当皇帝时，莫理循在《大陆报》发表文章表示反对，认为称帝是极为不明智的选择。
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政府感到强烈的不满，但他毕竟还是政治顾问，他还天真忠实地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