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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记叙，刘备率兵攻吴，败于彝陵。孙权手下战将徐盛、潘璋等上表说，若再次进攻，必可生擒刘备。孙权征询陆逊等人意见，陆逊认为，此时曹丕正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故应退兵返回。接着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骄，溯流仰攻本就很难，且刘备老于兵谋，得蜀已固，吴国若进军往西，又主客异势，必然是难以取胜，很可能前功尽弃。毛泽东认为：“何评有理”。
在《新唐书》的《窦参传》，《吴通玄传》两篇内，毛泽东分别批注道：“此篇写得不错”，“这一篇写得好”。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七《太祖本纪》叙后梁开国之主朱温之事，最后说，“友硅葬太祖于伊阙县，号宣陵。”毛泽东认为，从写法上讲，这是“不书死而书葬，盖阙文也”。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本纪》载：“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立不以止，而灭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毛泽东批注：“此等书法，不经说明谁能知之？”
毛泽东评史有才情，有诗韵。
毛泽东史识幽深致远，能思人所不敢思，道人所不及。
4。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会变质（读刘向编《战国策·赵策·触詟说赵太后》）
［原文］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公触詟愿见太后。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温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
——摘自刘向《战国策·赵策·触詟说赵太后》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篇文章（指《触詟说赵太后》——引者注），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摘自毛泽东1967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见张贻玖《毛泽东读中》第159—16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解析］
《战国策》，相传原系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所辑录，有《国策》、《国事》、《短长》等不同名称和本子。西汉学者刘向（前77—前6）进行了整理，按战国时期诸国次序，删去重复，编订为33篇，并定名为《战国策》。主要记载从周贞定王十七年（前452）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236年间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动态。
其中，《赵策》里《触詟说赵太后》一篇，写触詟劝说赵太后，爱自己的儿子不应当只从他目前的安危着眼，而应当从长远处着眼，使他得到培养锻炼；并且表明，这样才是真正爱护儿子，同时也符合国家的利益。这种见解是可取的。触詟从父母应该替子女作长久之计来说服赵太后，赵太后答应使长安君出质。这里也表现了说服人的方式方法。大臣们劝告赵太后，只从赵国的利益出发；而赵太后溺爱长安君，更重视长安君的利益，所以互相抵触。触詟看透了这一点，劝告赵太后专从父母应该为子女作长久之计着眼，把赵国的利益同长安君的利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能令赵太后醒悟过来。这是很今后人称道的。
毛泽东推荐读这篇文章，意义是深刻的。该文在分析众诸侯王国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时说：“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又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2000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及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作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对于今天的事业来说，如何教育和锻炼下一代，同样是涉及到国家未来的大问题。毛泽东从来都注意这个问题。他在中央会议上讲述《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意在提醒人们，如果不重视、不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正当“文化革命”之际，毛泽东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来评论此事，自不乏他当时的思虑。
5。受到错误处理，可锻炼意志（读司马迁《报任安书》）
［原文］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按，指《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借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温色。仆诚以著此书，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摘自司马迁《报任安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拾起头来。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817页）
［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