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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信中还提出，越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运，以及廖平、吴虞、叶德辉这些近代经学家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辟有“山穷水尽的经学——鸭片战争以后”一节，专述以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为代表的今文学派同以俞樾、孙贻让、刘师培、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学派的分歧，批判了双方的缺陷和错误，即保存国粹的守旧和以古证今的改良，指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路。此外，也论及了胡适、吴虞、梁漱溟诸人。这些批判和分析，在某些方面实现了毛泽东于1939年2月22日读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提出的要求：对康、梁、章、胡这些近人“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18。不读西方哲学，就不懂马克思主义（读西方哲学史书籍）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
——摘自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西方哲学著作，不是毛泽东读书的重点，但他对西方哲学史还是相当熟悉的。其中，有的是从读马列原暑时涉及的，但他确实读了一些有关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书，以及西方哲学的一些经典著作。
这方面的知识积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
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在哲学学习和研究活动中，间接和直接地与杜威、罗素发生过联系。1919年下半年，杜威在北大讲学时、正值毛泽东刚离开北京。但杜威讲演的实验主义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均在《北大日刊》、《新青年》、《新潮》、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湖南《大公报》等详细连载。毛泽东不放过对这些杂志报纸的阅读。他对杜威这些讲演录都详细加以研究过，并受到其中一些观点的影响。
毛泽东第二次上北京，在北大直接听过杜威作《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讲演。杜威对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教育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奋进论大加鼓吹，毛泽东颇为欣赏。他决心以杜威的《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为教本，认真研究西方哲学。1920年6月7日，他写信告诉黎锦熙：“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纸这三种。哲学从‘现代的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
1920年10月，杠威、罗素由蔡元培、吴稚晖、张东荪、李石曾、杨端六、陶孟和等陪同，分别由北京、上海到湖南长沙讲演。这在湖南是颇为轰动的大事。毛泽东积极参加了筹备和接待工作，并被特聘为讲演大会记录员。毛泽东记录的吴稚晖、蔡元培、杨端六的演讲辞，都发表在《大公报》开辟的‘名人讲演录”中。他并奔走于各讲演会场之间，亲听杜威和罗素的讲演，听后与彭璜、张文亮等新民学会会员立即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次活动对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有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哲学学习活动方面，还受到蔡元培的较大影响。他两次上北京。都请教过蔡元培，听过蔡元培多次讲演。在一师期间，在杨昌济指导下他阅读过蔡元培根据德国哲学家厉希脱尔的《哲学导言》为要，兼采泡尔生、孔德的《哲学入门》而编写的《哲学大纲》。他在《体育之研究》中，引用了该书的一些观点，甚至把一些话直接写进了文章中。毛泽东对《论理学原理》一书所作的批语，其中一些观，点也来自于《哲学大纲》。此外，蔡元培对互助论、工读主义的提倡，对尼采和柏格森哲学的介绍以及蔡元培的美学思想，都给了毛泽东较深的影响。1937年毛泽东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无限感慨地回忆说：“五四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诚讲座，敬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他在信中廉称自己为“曾聆教益之人”，可见他对蔡元培的崇敬。
1964年，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他青年时代到1937年前，“读过黑格尔，在那以前还读过恩格斯。”（《斯诺在中国》第284页）这里所谈的，就是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准备过程。德国在近代的雄姿勃起，以及它挑起的、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中国先进人们对德国的特别重视。德国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在中国较早就有介绍。早在辛亥革命前，介绍过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杂志就有：《河南》、《湘江潮》、《新民丛报》、《民报》等。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等杂志曾刊登不少文章介绍黑格尔及德国哲学。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就曾在《新青年》和其他杂志上读过介绍黑格尔（当时译为赫克尔）的有关著作，如马君武译的《赫克尔一元论哲学》等。毛泽东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他曾继续研究《赫克尔一元论哲学》等书，并把这部书的单行木作为重要著作，在文化书杠出售并向读者推荐。毛泽东还从《伦理学原理》、《西洋伦理学说史》、《哲学大纲》等专著作，对黑格尔哲学有所了解。此外，毛泽东和朋友们还把讨论黑格尔哲学，作为学习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李维汉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第1卷第2、3号上发表的《观念史观批评》一文，较系统地评述了黑格尔唯心辩证的得失。这篇文章的观点，应当说凝结了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长期以来对黑格尔哲学“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成果。其中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的论述，16年后，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时，也予以采取并使之完善。这说明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西方哲学的学习与了解，对他后来的哲学活动是发生了直接效应的。
在戎马倥偬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也注意阅读西方哲学。1959年3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他回忆说：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加的，对我有很大帮助，读了几本书，很感谢他，德波林的《欧洲哲学史》，就是打水口期间读的。原来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