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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坛经》，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据慧能的谈话集录的一部典藉，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其中记述了禅宗六祖一生得法传宝的事迹和他启导门徒的言教。其宗旨，我们在前面引用的几段话大体能表现出来，不外“净心”、“自悟”四字。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便可顿时成佛。于是，学界又常用“见性成佛”来概括《六祖坛经》的中心思想。“性”就是众生本来就有的成佛的可能性；“见”大体就是“自悟”，并且往往是“顿悟”，所以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因为，“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毛泽东认为，慧能的思想动摇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地位，主要是他使禅宗徒众，敢于说佛不在外，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以自称为佛了。这样，原来天竺各宗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了举目可见可为的平常人，这对破坏原始意义上的佛教起了很大作用。《金刚经》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慧能回南方传播的禅宗南宗，就是要尽力扫相，佛即诸相之一，扫相必然要扫佛。攻击南禅的宗派，说他们“喝祖骂佛”，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佛教一传入中国，就面临着如何让中国人接受的问题。要使他中国化，就必须溶进中国传统的思想。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就开始用玄学来解释佛理，从而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再后来，禅宗的一些僧徒所作的语录，除去一些必要的佛教门面话外，大量吸收了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在宋代，佛教与儒家的一些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就使佛教更加中国化了。
应该说，佛教特别是禅宗敢于否定经典偶像和成规，勇于创新，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对此，毛泽东在晚年曾有过直接的表述。1975年6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领导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便以佛教为例说，鸠摩罗什说，“学我者病”，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鸠摩罗什的话，在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上面说的。
10。身教与言教（读李贽《李氏文集》）
自公倡道以来，谁是接公道柄者乎？他处我不知，新邑是谁继公之真脉者乎？面从而背违，身教自相与遵守，言教则半句不曾奉行之矣。以故我绝不欲与此间人相接，他亦自不与我接。何者？我可趋之势故耳。
——摘自《李氏文集》卷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身教亦未必皆相与遵守，言教只要是真理，亦未必没有人奉行。——毛泽东读《李氏文集》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9页）
［解析］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晋江）人。曾任国子监博士、南京刑部员外郎，做过云南姚安知府。后来从事著述讲学，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泰州学派后期的突出代表人物。他公开站在“异端”的地位，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见解，主张重视功利，对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反对把孔子当做偶像，反对把儒家的经典当做天经地义。结果被统治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入狱，死在狱中。主要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谭集》等。李贽曾说：“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盲，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其著故名《焚书》。
在哲学上，李贽是“左派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位列明季思想解放运动中，少数异端性的“狂狷”之属。其言论之放诞无忌和行为之不可思议，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属骇世惊俗。各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对李贽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是持欣赏态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也属于那种立足传统文化而又反传统的思想家，在此一点上，他们的心有相通之处。毛泽东的这段评论是借李贽来谈“身教”与“言教”问题，实际上与李贽的原义是有所游离的，借古人之言发自己之议论，这是毛泽东读书常有的事情。这里，毛泽东的议论十分精当，诚然，在中国的传统中，习惯于把人的言与行结合起来看或评价，常常因其行而废其言。其实，只要这个人的言是真理，尽管其行有玷污处，那么就不必因人而废言。这才是一种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11。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颠倒——这是唯心论哲学基本的特征。孔子哲学是到处表现了这特征的。孔子说：“吾党之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不直叫做直，直叫做不直，这是颠倒，也是伪善，而伪善和残忍——时常是不可分开的。章太炎论儒家，曾叹息道：“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先进的中国人，近代的启蒙学者，对于儒家的这些方面曾都是表现了不容忍的。
孔子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支配阶级在精神上首先最完满发展的正宗代表人，同时也正是中国唯心论哲学的真正开山大师。他的阶级基础，把他限在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基本立场上，而这些在2000余年来曾被支配阶级作为奴役人民精神的鸦片。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纲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帷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主义他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进集》第144、148页）
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苦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
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毛泽东1939年2月22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151页）
［解析］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时，号召全党来一个理论学习的竞赛，并特别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遣产“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当时在中共中央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