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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2年，由于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中共没收了官僚资本并归国家所有，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在大陆上比较彻底地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在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强调要不断革命的毛泽东在这年6月6日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上批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33〕毛泽东的一锤定音，意味着摆在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民主人士面前的还有一连串新的生死大关需要过。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2〕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3〕〔4〕《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6页。
〔5〕〔2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10～711、709～710页。
〔6〕〔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27、27页。
〔8〕 李坚真：《关于兴宁、揭阳、龙川土地改革试验工作之回忆》，1986年，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9〕 刘问等：《访问李洁之同志谈话记录》，1990年11月24日，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10〕《广东文史资料》第7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197页。
〔11〕 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爱国民主人士张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5页。
〔12〕 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东党史资料丛刊，1997年印；第93页。
〔13〕〔3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206、206页。
〔14〕 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15〕 柳亚子：《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2页。
〔16〕 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722～723页。
〔17〕《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18〕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21～122页。
〔19〕 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人物传》第2卷，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308页。
〔20〕〔22〕〔23〕〔29〕〔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0、74～75、474～475、14、20页。
〔21〕〔25〕《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402、412页。
〔24〕〔26〕叶祖孚、秦薇主编：《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172页。
〔2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48页。
〔31〕 转引自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748页。
〔3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
事出刘文典
？ 邵 建
开头就抄书：
刘文典，字叔雅，是民国之初的知名学者，抗战时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大。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各校复员，他却不肯随清华大学回京，而留在云南大学任教，理由是舍不得“二云”：云土（鸦片）和云腿。
就是这位刘文典先生，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因为当时的学潮事件触怒了蒋介石。蒋召见他，说了些既无理也无礼的话。哪知刘文典当即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勃然大怒，一定要枪毙他。幸而有蔡元培先生等全力为他解释，说他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才以立即免职了事。
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文典就已深深得罪过蒋介石了。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时，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文典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老蒋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
上文抄自《读书》2001年第10期，作者魏得胜。
好一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无处寻觅了，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相反的是，大学倒不是办成了衙门，而是办成了政府——不信到各大学走一圈，看看楼道里各个门口挂的牌子就明白了。
不过，我的题目既然是“事出刘文典”，那么，刘文典其人其事主要就不是我要说的事，而是由刘事所引带出来的事。这事牵涉到中国二十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鲁迅。胡、鲁之间无小事，我现在倾向于这样认为。当然，这件事本身实在是小，小得不足以构成历史的一个缝隙。但一旦从这个缝隙钻进去，再扩展一下，或许可以构成一历史界面。在这个界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其中包括我们并不想看到的。
刘文典事出后，胡适和鲁迅都对此有所表示，不同在于，胡适的文字是针对蒋介石，而鲁迅的文字则针对胡适之。
打开鲁迅《二心集》，其《知难行难》篇有这样的话：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这里的“老同乡”、“老同事”、“博士”云云，就是指胡适，因为两人都是安徽人，又在北大共过事。主席则指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1931年，蒋介石召见胡适、丁文江等，垂询时局，胡适因往见之。这事，当时报纸多有公开，鲁迅读了后，就称胡见蒋时，一定会称他“主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推断，鲁迅却不作推断言，而是好像在场一般，模拟胡适自己的口吻。果然，讽刺效果强多了。
如果是推断，原因有两个，一是历史的，一是心理的。胡适以前应邀去清宫见溥仪，回来后因遭非议而作文说明，文章提及两人见面时，说：“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不料，胡适的坦然却成了不打自招的人格污点，既然你见皇上就叫皇上，那么，这次见主席岂不也叫主席？鲁迅特意兜出这一“前科”，让其呈堂，然后据此裁断，并用了自供的形式。至于心理上的原因则是胡适的胆怯。如上引，胡适所以称主席，是因为怕像刘文典那样，由于冒犯而被关。但，这样的判断已堕入诛心之论。就其“诛心”，我的疑问是：子非鱼，鲁迅安知胡适之心理？再，刘文典被关，果真是因其未称主席吗？又，当初往清宫，分明无被关之虞，胡适为何称溥仪为“皇上”？显然，鲁迅未究所以，便“大胆假设”而不“小心求证”——当然，这既然是胡适的手段，鲁迅也就不必。故寥寥几笔，极省简地画出了胡适的形象，一个在蒋介石面前卑屈而唯诺的形象。
我不太想评价胡适的称谓问题，这是个无足谓之的问题，尽管我同样对这种称谓由衷反感，也正因此我很能理解鲁迅的不满。我相信，这种称谓断不会出自桀骜的鲁迅之口，甚至“不合作”的鲁迅根本就不会去见这个郑三发子。然我依然愿意理解胡适，愿意理解这个谦谦绅士在这个场合下的这种称谓。退步说，即使我不愿理解，我想，我也不会出言以刺，更不会揆其心理。因为，我乐意接受现代为文之原则：既不怀疑对方的能力，也不怀疑其动机。只是我不知道，鲁迅时代的文坛是否有这样的“游戏规则”？否则，也不至那样乌烟瘴气。
然而，鲁迅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