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判断力批判》是现代学最好的导论，如果没有它，现代美学就不能以其现代形式而存在。康德的问题是：如何对美作出一种有效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并不是确定事物本质的认识命题。他的回答是：审美对象与非审美对象的区别在于我们能否以一种无利害关系的态度去看待它。从而美学应当关心的不是“美”（本质）而是“审美”（经验）。现代美学之所以有别于传统美学（柏拉图主义），就在于它围绕着“审美无利害关系”这一轴心而转动，不是美的本质而是审美经验（如审美鉴赏、审美态度、审美知觉、审美意识等）成为美学的中心论。不但费希特、席勒、谢林、弗·施莱格尔、叔本华等人，而且像游戏论、唯美主义、形式主义、表现主义及其他很多艺术理论都从康德主义找到自己的历史与理论的渊源。对审美经验的研究，在20世纪新的哲学方法（如现象学）和心理学学派（如精神分析和格式塔心理学）中得到更深入的展开。
2005…7…8 9：56：00
buteramj2
等级：青蜂侠
文章：1226
积分：1374
注册：2005…3…28
第 33 楼
第四编 康德主义
第17章 席勒的救世悲愿
唉，只有在歌曲之中，
才有这样美妙崇高的仙境，
我只能希冀、期待，
可看到它，一辈子也不能！
──（德）史托姆《我美丽的仙境》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首先是个诗人，他的诗歌和戏剧，是德国古典文化的璀灿结晶。他也是个美学家，与其他艺术家只是业余关注、思考美学问题不同，席勒曾一度耽于康德哲学，潜心研究过美学。他曾对歌德表示过自己的困惑：我就像个中介体，在概念和直观之间，在规律和感觉之间，在技巧和天才之间飘移。通常在我理应作哲学思维的时候，诗人的我便仓促上阵；而当我想人事文学的时候，哲学的精神又捷足先登。
确实，席勒是个极有思想的诗人，还在他主要创作戏剧之作，他就在思考戏剧的意义和价值，写过多篇戏剧理论的文章。1791年，他潜心康德哲学，写出了名著《美育书简》（1793）、《论素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有关美学的重要论著还有《论美》（1793）、《论激情》（1793）、《论崇高》（1793─1796）等等，在中国，这是一个迄今仍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宝库。
一 对法国革命和现代性的美学反省
席勒多次说过艺术家是时代之子，他的全部活动都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在法国启蒙主义的影响下，青年席勒与歌德等人勇敢地发起了德国的“狂飚突进”运动，他的剧作《强盗》、《阴谋与爱情》以自由为主题向专制制度提出了强烈抗议，表达了与法国革命相同的政治─社会理想，尽管在法国革命进入雅各宾党人的专政之后，席勒对其过火的残暴感到失望，但他没有放弃自由理想，只不过把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从街头暴力转入剧院舞台和艺术教育。所以他的美学思想不是对法国革命的背叛，而是时代主旋律的另一变奏。1792─1796年，正是雅各宾恐惧的高峰及其逆转时期，也是席勒潜心思考美学、尝试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由理想的时期。作为美学家的席勒，也是时代之子。
诗人是敏感的。席勒认为艺术家固然是时代之子，但如果他同时又是时代的宠儿那就糟了。他表达了时代的主题，但他有自己的思考和独创。“自由”是席勒时代的主题，法国大革命是席勒时代的最重大的事件。基于这两点，席勒步步逼近，建立了一个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学。
首先，席勒反省了法国革命及其社会后果。《美育书简》前五封信都以此为核心，席勒肯定自由的前景已经在历史中的出现，专制国家的基础已经动摇，虽然它还拥有力量，但已丧失了任何天经地义的尊严；人民已经从长期的麻木不仁中觉醒，不仅要求恢复其不可丧失的权利，也开始用暴力来取得他们认为是被不公正地剥夺了的东西。历史终于出现了把法律扶上王座，把人当作自身的目的来尊重，把自由当作政治结合的基础的可能性。然而，有利的时机却碰上了难称其责的一代人，一方面是粗鲁野蛮的下层阶级在社会秩序解除后急于满足他们的兽欲；另一方面是文明阶级的松懈懒散性格腐化，法兰西民族同时呈现出人的堕落的两个极端，无法完成政治变革的任务，建立自由的政治体制。
暴力不能建立自由体制和理性国家。席勒认为国家最初是按照单纯的自然规律而不是按照理性建造的，这种由需要产生的国家就是自然的国家，它以武力为基础而不是以法律为基础，当然就不能给人以自由。自然的国家与自然的人相适应，而与道德的人相矛盾。所以一个达到成熟的民族的任务就是把自然的国家改造成一个道德的国家。建立道德的国家需要相应的人格。
法国革命缺乏称职的主体，不是因为法兰西民族特别糟糕，而与整个现代文化相关。对现代性的批判，席勒是在古今对比中完成的。他和大多数德国精英分子一样，把古希腊视为人性的理想，他们把一切艺术的魅力和一切智慧的尊严结合在一起，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丰满的内容，既善于哲学思考又善于创造形象，既温柔又有力量，既有想象力的青春又有理性的成熟。精神力量的觉醒没有使感觉和理智分裂，诗人没有单纯追求诙谐风趣；思辨没有堕落为诡辩，个性保持完整，个人与集体也和谐一体，单个的希腊人就可以充当他那个时代的代表。然而“他们回去了，他们也同时带回一切至美，一切崇高伟大”。现代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这种古典和谐，以分裂性的理智为特征的现代文化造成了人的创伤。一方面是经验的扩大和科学的发展需要专业分工，“理智”取代了感受，个人日益沦为分工的奴隶，不可能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越来越复杂的国家机制需要严格的等级划分，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分离了，古希腊那种个人与集体一致的国家让位于一种精巧的钟表机构式的国家，个人永远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单独的小碎片之上，人自己也成为庞大机器上的一个碎片，他不能把人性铸造到自己的本性中去，而只能成为其职业的模印。现代性的两个核心要素科技与科层制国家联合形成一种毁灭性的纷争，分裂了人性的内在联系。个别的具体的生活消失了，取代它的是整体的抽象的存在。席勒断言，这幅图像适用于一切正处在文明过程中的民族，因为一切民族在通过理性返回自然之前，都毫无例外地会由于拘泥于理性而脱离自然。席勒把法国精神状态抽象为现代性的病症，表现出过人的敏感和忧思，使其美学具有历久弥新的现代精神。
与其反对暴力革命却不否认法国革命的理想相应，席勒批判现代异化却并没有完全拒绝现代性原则，他不象卢梭那样号召人们回归自然或远古，他的历史感表现在他承认现代性的病症是其内在矛盾。社会分工不但是社会发展、也是人的天赋得到发展的必然条件，除了使人身上的多种多样的天赋才能彼此对立外，没有其他手段可以使这些才能得到发展，人类不能永远停留在古代原始的丰满与和谐，为了发展自身，他就必须通过抑制某些方面来使另一些方面得到强化。这样，从个体来看，他成了一个片面的存在、单向度的存在，但从整体上看，人类因此获得了战胜自然、组织生产的更大力量，整体通过牺牲个人而发展。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席勒认这种力量的对抗乃是文化的伟大工具。然而，席勒对异化的承认也就到此为止：力量的对抗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只要存在这种对抗，人就只走在通向文化的道路上。处在力量对抗中的人类还没有进入文化阶段。不管整个世界由于人的各种力量的分别培养而得到多大收获，个人在这个“世界目的”的影响下蒙受的灾祸也不能否认的。席勒的比喻是，通过体操训练可以以提高运动员的体质，但只有通过四肢的自由和均匀的活动才能形成美；个别的精神力量的紧张活动可以造就非常之人，但只有精神力量的和谐才能产生幸福和完美的人。
席勒就这样把对法国革命的反省伸展到对现代性的反省，进而从培养完整人性的角度把美学与政治结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