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蕉家亍雹倏赡苁且话阏肌�
从《禹贡地域图序》中，我们还知道裴秀提出了著名的绘制地图的六大原则，即“制图六体”。这是他在中国地图学上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制图理论的肇端，它影响中国地图学达一千五百多年。由于裴秀有这项杰出成就，因此西方学者赞誉他是“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完全可以和欧洲古代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atus claudius，121—151 年）相提并论”②。
“制图六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裴秀写道：“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③制图的原则有六条，第一条叫做分率。分率就是比例尺，其作用是用来确定地图图幅的大小。地图图幅大小与该地区的实际面积大小有严格的比例关系。明白了这种比例关系，就可以从地图上量算出两个地点的距离，或是某个地区的面积，用起来很方便。比例尺又好比是画家的缩放尺，它可以把地图按照需要放大或缩小。“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
第二条原则叫准望，准望就是方位，用来确定地图上地形地物彼此的位置关系。汉初已从古代的八个方位发展到十二个方位，不久又发展到二十四个方位，测量方位的仪器在战国对代有司南，汉代有方地盘，指南针发明以后才有罗盘。
“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
第三条原则叫道里，就是人行道的距离，从甲地到乙地有多少里路。人行道的距离比较复杂，一般不能拿来直接制图，因为制图所用的距离是两地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假如人行道距离不是水平直线距离，则需先将人行道距离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方可制图。
“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第四条叫高下，第五条叫方邪，第六条叫迂直。这三条连在一起，彼此关系密切，是将人行道距离变成水平直线距离的具体演算方法。所谓“高”，④ 《隋书·宇文恺传》。
① 《北堂书钞》卷96《方丈图》。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第108 页，115 页，科学出版社1976 年中译本。③ 有关制图引文用《晋书·裴秀传》、《文艺类聚》六，《初学记》五校勘过。是指人行道为一条起伏的曲线，“下”指水平直线距离。制图时，必须将人行道起伏的曲线距离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这就是将“高”变为“下”。所谓“方”，是指人行道碰到障碍，不能走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而要绕到第三点，由第三点再到目的地。这样人行道的距离就成了三点之间的两个线段。而原来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则叫做“邪”，制图时，必须将三点之间的折线距离换算成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即将“方”变成“邪”。所谓“迂”，就是迁回曲折。人走路时如果两个地点之间碰到了好几重障碍，则要经过多次迂回曲折才能到达。此时人行道的距离是多次迂回的曲线距离。“直’指两个地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制图时，要将迂回多次的曲线距离换算成水平直线距离，即将“迂”变为“直”，这三条原则强调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从实际出发，分清情况，然后再进行换算，校正因地形夷险而造成的距离上的差异。
“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回，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这一段是讲六条原则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假如绘制的地图不是按一定的比例尺，那么从这种图上无法确定地物之间的距离大小；有了比例尺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位从某一方面看可能是对的，但从其他方面看就不对了；只有方位而无道里，那么碰到有山有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道如何绘图了，整个地图的地形地物就无法连贯相通；光有人行道距离而没有地面高低起伏和曲直的校正，那么人行道距离就不能变成水平直线距离，这样绘出来的图与实际相违背，而且还会影响方位的准确性，所以在绘地图时，这六条原则要综合考虑，缺一不可，只有把这六条原则都考虑到了，才能做到图幅大小取决于比例尺，地形地物彼此之间的位置，决定于方位；地形地物彼此之间的远近取决于人行道距离，水平直线距离取决于高变下，方变邪、迂变直的运算。这样，即使有高山巨海相隔，有异域远方情况的不同，有高低曲折各种复杂因素，都可以按照制图者的需要加以确定。制图原则一旦确定，那么无论怎样复杂的地区都可以绘成地图。
“制图六体”产生以后，历代著名地图学家如贾耽、沈括、朱思本、罗洪先等人，都把它当作绘制地图的规范而予以接受。在明末清初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中国之前，它一直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所遵循的规范。即使在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以后，直至清末，它仍然是制图学家的规范。由此可见，“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裴秀作为中国古代地图学理论的奠基人、杰出的地图学家是名符其实，当之无愧的。
第十三章王羲之、顾恺之、陶潜第一节王羲之①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因以右军将军衔领会稽内史，遂世称王右军。东晋时期杰出的书法家。
忧国爱民王羲之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最显赫的士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担任过显官要职。其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历任司空、太尉，太保等职。伯父王衍先后为晋惠帝的中书令、尚书令和太尉。南渡后，伯父王导官居宰辅，把持朝政；另一伯父王敦驻守荆州，掌握重兵，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局。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是首先建议晋元帝司马睿渡江的东晋开国功臣。
少年时期的王羲之不善言辞，但性格倔强，为人正直，很有主见。王导和王敦都非常器重他的才华，称赞他是王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子弟。太尉郗鉴对他更是赏识，主动将女儿嫁给他。
偏居江南一隅的东晋政权，从一开始就由于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而动乱频仍。在这些动乱中，琅琊王氏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王羲之虽然出身在琅琊王氏，但很少以一家一族的利益为念。他多次拒绝王导要他到中央政府为官的建议。他愿意在地方上担任具体工作，以便为振兴东晋王朝建立一番功业。从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起，大约有六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荆州的征西将军庾亮那里供职。庾亮反对王氏专制朝廷，与王导格格不入。然而王羲之却能注意与庾亮融洽相处。他终于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庾亮把他的职务从参军提升到长史。咸康六年（340），庾亮去世。临终前，庾亮亲自上表称赞王羲之的才能，建议成帝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不久，晋成帝前后两次发布诏令，委任王羲之作侍中和吏部尚书。因有违本意，都被王羲之一一谢绝了。
晋穆帝永和二年（346），王羲之又一次拒绝要他到中央为护军将军的任命。他的做法引起朝廷中很多人的非议。王羲之在回复扬州刺史殷浩的信中，述说了自己的志向。他讲，自己不愿到中央任职，是由来已久的想法。但并不是说他不肯为国效力，只要需要，即使是出使充满危险的关陇（时为后赵石虎盘踞）和巴蜀（时为成汉李势盘踞）地区，他皆在所不辞。迫于压力，王羲之回到建康担任了护军职务，但仍然要求外任。在反复请求之下，朝廷终于同意他以右军将军的身份出任会稽内史。
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任上，正遇上严重的灾荒，王羲之忙打开粮仓赈济这里的灾民。他向朝廷建议“断酒以救民命”（《全晋文》卷26），认为“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全晋文》卷24）。通过实际考察，王羲之了解到东晋政府加在人民头上的赋税徭役过于繁重，而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