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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你在很大程度上把你母亲的作为归罪于社会，这是不对的。在许许多多共产党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家中也是充满了母爱亲情的。而共产党宣传的牺牲亲情，像孔繁森这样先人后己，放弃暂时的家庭温馨儿女亲情，冒着危险到艰苦的岗位上去工作的事迹，是很崇高的，西方舆论也是给予正面肯定的。一个明证就是根据史实改编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为了不使已失去四个儿子的母亲失去最后一个儿子，下令不惜代价，要把已空降到敌后的瑞恩找到并活着带回美国。难道在这次行动中牺牲的八个美国军人没有母亲？难道他们之中没有独子？难道我们说好莱坞扭曲人爱本性，祸害无穷？总之你的母亲只是一种孤立的个性表现，与社会无关。
答：母爱确实有她不受任何时代、社会影响的共性，只取决于人的本性和母亲本人的个性。但是也有确实无法回避的因人文环境不同而相异的一面。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妈妈会让孩子选择他们自己喜欢的活动，而中国妈妈则更多地强迫孩子学习妈妈认为他们该学的东西。劳作人家的母亲常常会随孩子的自然成长而安，而知识型的母亲则往往要孩子们有远大的理想。我们这一代人的母亲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为人之母的，她们的母爱打着特殊的时代烙印。而我的家庭又不幸卷入了残酷政治斗争的旋涡，又那么地接近旋涡的中心。我母亲的悲剧不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写，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公平的。至于有高干子女说她们的妈妈很母爱，这我相信。可我接触到的更多的革命的母亲是没有柔情的，因为那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令人作呕的病态情调。我的母亲是极致的一例。不过江青、叶群似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革命队伍”中，我的母亲绝不是个案……我们听到太多的关于老革命家如何严律子女的故事。写这些故事的人总是带着崇敬的口吻告诉我们，那些高干父母对自己子女的管教是多么的严格，他们甚至不允许孩子们跟他们同桌吃饭，而一定要让他们拿着饭盒去公共大食堂吃饭。因为他们的炊事员是公家因他们对革命有功而配备的，子女不应沾光。我常想这是一种多么虚伪的作法。为什么夫人们不能亲自下厨做饭，或者自己出钱请保姆做饭，让孩子们享受到普通人家的亲情呢？这些大官家的孩子有多可怜……至于说到那些因为救获瑞恩而牺牲的人中，我敢肯定是不会有独子的，否则救获瑞恩的行动就仅只是政客的虚伪了。美国人的憨实、质朴是很可爱的。肯尼迪的小儿子从白宫椭圆办公室的大书桌下伸出小脑袋的照片成为传世之作。克林顿与妻子一同送女儿上大学，和普通家长一样为女儿整理宿舍。他们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总统地位而牺牲了孩子的童年快乐和让女儿不能像其他青年一样在大学门口对父母说一声：“I love you。Bye；bye！”自豪地向父母显示我从此长大了，真正独立了，不要再把我当成小孩儿！尽管椭圆办公室是总统的工作间而不是总统儿子写作业的地方；尽管克林顿夫妇的送女之行浩浩荡荡，耗费了纳税人的大量金钱，但是没有人说他们让孩子沾了不该沾的光。美国人因而更爱他们。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总统是那样珍爱自己的孩子，他们相信这样的总统一定会善待自己的子民。如果美国选民知道某位“高干”不让孩子同桌吃饭，更不要说像我母亲那样对侍孩子了，那位“高干”大概只能面临下台的命运了。如果当初我母亲对待我的态度会危及到她的地位，我想她是不会那样随意宣泄的。
读者：我觉得你母亲根本就是一种病态。作为女儿，你要做的不是写这样一篇文章来骂她，而是应该送她去医院看病。
答：在所有读者提出的问题中，这是最令我伤感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对问题本身，而是对所有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没有一人再问一句：“当年党怎么能听信这样一个精神有病的人的告发，而让她的丈夫受了二十年的牢狱之灾？”是啊，如果说我的母亲有病，病得更厉害的难道不是那个时代，难道不是习惯于“疯子”整人的芸芸众生？到了今天，人们似乎更容易同情“病人”，而忘了被“病人”害过的那些，甚至死于狱中的更多、更大的受害者。这到底是怎么了？病态的社会，有病是正常的，没病反而是“有毛病”，不是吗？至于说到我母亲是不是病，我不是学医的，不知病态和变态，生理和心理有病的区别。即便是医生，我想有些症状也是很难判断、区分、下结论的。要让我说，我认为我的母亲是极度的人格变态。有医生也作过这样的诊断。刚解放时，我妈在协和医院做甲状腺切除手术。那时共产党刚刚掌握政权，党的干部是很注意群众影响的。特别是又住在原来由美国人管理的医院，按道理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使那些旧社会过来的医护人员对共产党产生认同感。更何况周恩来总理还到病房看过她，医院把她看成共产党的大官。我妈妈则全然不顾及这些，想怎样就怎样。当年她对医生、护士极为蛮横，有时会把护士送来的饭菜一下子掀掉。我二姑姑在医院陪她，经常不好意思，常在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