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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佛陀的智慧！只有佛法！一方面是本来无生的大空性，一方面是森罗万象的妙有三千！一方面是无为之治，一方面是有为精进！一方面是破除一切实执，一方面是不废弃一切名言安立！有哪一种理论及实践体系达过到如此和谐的高度？
而那本重新赋予我智慧生命的法本就是《金刚经》。
从此我就踏上了寻求无上正等正觉的不归路。苦也罢，乐也罢，爱我所爱无怨无悔！因为选择在我，此生求索不停，乃至生生不息！”
巴丹赤诚讲到这里，心绪似难以平静，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明亮的双眸里闪烁着年青人特有的率直、无畏的光芒。
“那你从事的电影研究、创作、教学与你的学佛有什么互动关系吗？就我个人而言，我到喇荣已近二十年了，几乎从未看过电影。从上小学开始，到中学、师范期间，我看过的电影大概只有两部吧。我总感觉电影是在一种虚幻的光影背后，力图把握住生活的真实。但能否达到真实，那就得另当别论了。况且我也有所耳闻，在演艺圈子里，这是一个可以牟取巨大名利的职业，你的选择恐怕让很多人费解吧。”
“上师，的确如您所说，几乎所有的编导都希望在银幕的二维空间假象之中，创造或演绎生活的真谛。接触佛教之后，回过头再看我所从事的电影工作，就像完全换了一个角度。以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现在，佛法赋予了我全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佛法的智慧让我得以跳出‘此山’，以俯视的高度去重新审视影像背后的世界。
在所有电影人的心目中，都矗立着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那就是前苏联电影大师塔尔科夫斯基的作品。我永远都记得在他的杰作《安德烈·鲁勃寥夫》中，开场的这么一组镜头：一个流浪者抓住热气球的绳子缓缓飞升，当气球掠过广褒的俄罗斯原野时，他的眼神充满了惊奇与疑惑。不过，最终他还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悄无声息地死去。这个镜头简直就是塔尔科夫斯基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他那么眷恋俄罗斯的土地，但这块土地上的灾难又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他总想超越这多灾多难的历史，但沉重的现实又总是一次次地折断他期冀起飞的双翼。他想超脱，但又总是深坠深渊，就犹如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在世间社会所能提供的所有解决矛盾、解脱痛苦的方案中，无一能自圆其说，超越世间本身这一怪圈。所以塔尔科夫斯基站在世间的立场、处身局面之内，试图突出局限之域，就只能是越思索越痛苦，越痛苦越思索，但却永远也突破不了这自设的围城。
而且，我将永远记住塔尔科夫斯基干下的这一桩事实：在拍摄这一痛苦的反思历史苦难、揭示阴郁的历史实质的影片时，塔尔科夫斯基为剧情的需要，竟然将一头牛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痛苦的塔尔科夫斯基带着他对这个社会、对整个人类历史未解的困惑与悲观的预见，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就永不瞑目地离开了我们。不知道现在他的灵魂沦落在六道中的哪一道里？”
巴丹赤诚讲到这里时渐渐停住了，似乎陷入了沉思。我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亮晶晶的泪光。我理解他的感情，也许他正为自己曾经热爱过的大师扼腕叹息吧！透过窗棂打进来的夕阳光线，在我们的沉寂当中悄悄抹去了它最后的光芒，夜降临了。我打开灯，泡上一杯茶后，巴丹又接着说了下去：
“还有基耶思洛夫斯基，他是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全世界最重要的导演之一，也是一位真正的电影大师。他一生都禀承人道主义的光辉理想，但人道主义在以人为本的同时，客观存在的局限于人本身之中的缺点也越来越清晰地暴露了出来。以人为本，关注人、悲悯人、认同人，但就是无法超越人本身！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如造物主一般的万能上帝，以优越的视线俯视他的子民，而是指人类能突破自己的局限，站得高，望得远，能纵览自身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并找到突围之路。这种超越自身的能力，在未接触佛法之前，我几乎绝望地认定，人类是不可能拥有的。只有在打开佛法的一扇窗口之后，微微透进来的些许‘人无我’、‘法无我’的光明，才让我看透所有烦恼痛苦的本质，那就是我执。而基耶思洛夫斯基则依然故我，还在狭窄而痛苦的人道主义圈子里打转转。我记得在基耶思洛夫斯基的《蓝色》、《白色》、《红色》三部曲里，始终贯穿了人类的救赎主题。《蓝色》的主人公是一位刚刚丧失了丈夫的孤独而脆弱的女人。她不仅要拯救丈夫未完成的乐曲，更要重新塑造自己的生命。《白色》写了一个患有生理障碍的丈夫，如何以扭曲、痛苦的方式千方百计地挽回倾颓的苍白爱情。《红色》写了一个姑娘如何让一个窃听成瘾的老教授重新拾回自尊自爱的过程。三部曲里面的人物，几乎各个千疮百孔，从灵魂到肉体无一例外的都是伤痕累累。但与塔尔科夫斯基一样，基耶斯洛夫斯基永远也不放弃拯救人类的可能性探索。与塔尔科夫斯基相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多了一些亮色，在《红色》中，所有在《蓝色》、《白色》中出现过的主人公又在一艘沉船中相遇。不过，这一次他们全都被拯救上岸。以此方式，基耶斯洛夫斯基完成了自己对人类社会乃至未来的想象式人道主义救赎。
但我却总觉得这抹人道主义的光芒来得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牵强。”
“我曾看过这个三部曲的一些文字资料”，我打断了巴丹赤诚的叙述，“我也感到呈现在你所说的这位导演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似乎总在悲观与希望之间摇摆不定。”
“其实从十九世纪中叶波德莱尔写出《恶之花》开始，人类的审美经验就开始遭遇颠覆。光明的理想主义渐渐退去，一个物化的，因而也是异化的世界，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化进程，渐次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中。面对一个距离人的本性越来越远的疏离世界，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们都感到心在滴血、灵魂在痛苦地找寻出路。但路在何方？
九四年时，基耶洛夫斯基宣布退出影坛，原因看似很简单：那就是电影除了给他的个人生活添加痛苦外，对于现存的一切丝毫也带不来任何实质性的改观。
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在一道找不到出路的迷墙里面，除了自我安慰，乃至自我欺骗，或者声嘶力竭的呐喊、颓废的自我放逐之外，痛苦又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宣泄？而这位现当代的电影大师也于九六年离开了我们。不知他的轮回之旅能否有阳光为之照亮。
所以，我庆幸我碰到了佛法！”
我相信巴丹赤诚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态度绝对是真诚的。的确，有哪一种理论或职业或方法能让我们了生脱死呢？又有哪一种生存方式能让我们摆脱痛苦呢？
“明白了这一点，我对电影的兴趣也就越来越淡了，更何况现在的电影行业真的是一个可以把人的欲望调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一个行业，它已远远背离了塔尔科夫斯基们的探寻电影背后的真实这一初衷。大师们以之为认知生活真相的手段尚且以痛苦而告终；庸俗电影人把它堕落为博取名利的娼妇后，难道我还要趋之若鹜吗？以一个普通的编剧为例，一集电视剧的稿酬大约在八千元左右，有些快手两天便可以完成一集，名编剧的价码则更高。而名导演、名演员的报酬那就更是天文数字般的暴利了。不过，我总在想，我这一生难道也要用来投入到这种永无休止的纸币的赌博中吗？
有一段时间因为要作一个电影栏目，经常要去采访一些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想起有些演员为了争夺导演的注意力而在镜头前做出的种种搔首弄姿状，我就替他们感到可怜。有时与那些所谓的超级名导、名演员谈不上两句话，你马上就能洞穿坐在你面前的这位衣冠楚楚之人，真的犹如‘沐猴而冠’，一肚子草包与糟糠；还有的简直就像一团肉欲之球，横身躺在你面前。而我从九九年以后，已四次奔赴喇荣了。就像一个已看到真理之光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再退回黑暗呢？否则就真的枉活一世、白受人身了。
我的前辈电影大师们，也许是因缘不具足的缘故，他们没能接触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