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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中,之所以产生误会并传为丑闻,是因为枕席交易已成官场习气,没有这种交易,大家反而觉得不正常。
官场故事是喜剧的好材料,和一般喜剧略为不同的是,它主要不是靠差错和巧合构成喜剧情节,它是靠事件的荒谬,也就是悖逆常理,引起读者的笑声的。在官场喜剧中,读者看到的是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假如说奔波钻营、损人利己本来就是人性中的固有成分,读者看到的是人性中卑劣的一面可以绽放出多么绚烂的花朵。生死争斗本来悲壮豪迈,演出在官场中,甚少能成就感人的悲剧。明人笑话中,嘲弄贪官的为数不少。笑话本以夸张为特点,但读过很多官场故事之后,才发现这些笑话的作者太缺乏想像力了。大的故事且不去说,照前面所说的原则,避重就轻,只随手转抄几个小品,作为所闻所见的参照,看看太阳底下究竟有没有新事。
其一,虚坐:张孝达尚书督粤时,一次会见属下州县官员,共来了八人。原设的客座只有七个,仆人又忘了增加,其中一位居然表演出难得的杂技功夫,“屈膝顿股”,虚做稳坐的样子。不料谈话时间太长,听指示又听得太认真,一不小心,身子转动,仰面摔倒在地,“一座愕然”。
贿能得官,只要人情到,什么歪瓜裂枣都能当官。清代公开卖官,美其名曰捐,买主一应品类俱全,所以糊涂官特多,糊涂官故事最具神韵。天津一县官,问案总是夹缠不清,因有“浑蛋”之称。某日一妇人上堂控诉,反复多遍,县官就是听不明白,气得妇人大骂:怪不得人说你是浑蛋,今天看你如此,果然是个浑蛋。县令拍案怒斥:胡说!像我这样的浑蛋,你们家有吗?
再一则:光绪初年,河南大灾荒,一乡下人饿极,将自己兄长吃了。邻居控告,官府抓来审讯。那人辩解说,实在是因为饥荒,老兄当时奄奄一息,就算我不吃他,别人也会吃,那还不如自己吃合算。县官听罢,大怒,说:你有哥哥,可以吃哥哥,像我没有哥哥,我去吃谁?
贿赂之事最普遍,前些年盛传蛋糕中藏钱,纸烟中藏钱,甚至爆竹中藏钱,送到上司家,自以为巧妙,可惜上司不曾揣摩到此,那些“菲薄的”礼品被送到小店寄售,让买走的人拣了便宜。这些年,经济水平提高,这类原始人的傻事再没听说。《都门识小录》中说,某京官送了一万金庄票给某王公贵族,谋求好差。他走后门,银票交与贵公的太太。贵公等钱不来,直接索要,京官说,早已送到府上了。贵公大怒道:既送到府里,差事你去找府里要吧。那人吓坏了,长跪不起。贵人久而怒气渐消,提醒他说:这笔钱你全送给我太太用,我呢,就不用了。京官醒悟,再送一万金,次日公事即到手。
这样的故事,抄不胜抄。
早在乾隆年间,有一姓汪的太史,谄事权贵出了名。他的老婆先拜于相国的小老婆为干妈,等到于某势衰,梁某执掌权柄,又让老婆拜梁为干爸,来往亲昵,不避嫌疑。冬月严寒,梁某早朝,汪的老婆先取朝珠贴自己胸前温暖,再亲手为干爹挂上。此事哄传京师,据说纪晓岚还作了一首诗讽刺,其中的警句云:“百八念珠亲手捧,探来犹带乳花香。”
孔子爱讲君子小人之分。贪官之为物,以地位而论,是君子,是大人,以品行而论,则是不折不扣的小人。小人无不多才,皆是聪明绝顶之人,忘了这是谁的总结。做小人,说实话,远远难过做君子。君子无非是有所不为而已,只要性情懒惰一点,感觉麻木一点,行动迟缓一点,中人以下之资,成就一个君子要比高中生考上中专还容易。小人则不然,他得时刻保持进取的精神,寻找目标,制定计划,深思熟虑,百计齐出,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集腋成裘,毕大功于身家性命于一赌。这种事业,岂是等闲之辈所能为?君子守株待兔,令名自天而降;小人夙兴夜寐,靡有安闲,无所不为,为所欲为,而且无所不用其极。蔡京、秦桧、贾似道、严嵩,乃小人中的白眉,其人可以一言否定乎?严阁老,诗坛才子,诗品据说颇高,近有《元明清诗鉴赏词典》收入其杰作为证;贾秋壑,鉴赏大家,《西湖梦寻》卷一“大佛头”记载了他临事不乱、指挥若定的逸事;蔡鲁公,书法圣手,他儿子说他榜书天下第一;至于秦会之先生,他的才干,有《齐东野语》卷十三“收诸将兵权”一则可参看,他借剃头师傅一举解决钱荒问题,也被传为佳话。这里不一一抄录。在官场上行走,如果不以人废谋,秦的一则小故事是很有启发性的。《鹤林玉露》卷二:
“秦桧之夫人常入禁中,显仁太后言,近日子鱼大者绝少,夫人对曰:‘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归告桧,桧咎其失言,与其馆客谋,进青鱼百尾。显仁拊掌笑曰:‘我道这婆子村,果然!’盖青鱼似子鱼而非,特差大耳。观此,贼桧之奸可知。”
臣下的享受竟然压过皇家,这样的臣下能有好结果吗?刘义康吃的橘子比宋文帝的大,文帝不平,义康“旋以罪废”;下官献琉璃盘,给唐代宗的径九寸,给相公元载的径一尺,而后“元载竟诛”。秦桧的应变本事一流,清人赵翼说,像蔡京这种人的奸恶,“犹第谐臣媚子伎俩,长君逢君,窃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罢之。若秦桧、史弥远之柄国,则诛赏予夺,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高宗嫉恨秦桧,却无所措手,任其善终,其中因素固然复杂,然秦桧应对上下的机谋,显非庸人所能及。
正误交织陈独秀
? 邓立勋
陈独秀早走进了历史,他不仅在中共党史和近现代革命史上影响至巨,而且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上的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陈独秀是一本厚重的书,对他不同的解读,时至今日,仍有重大意义。
胡明先生的《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从政治历史角度,而且更多更好地从思想文化角度对陈独秀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解读,是作者继《胡适传论》之后又一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交叉结合研究的力作。
陈独秀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人物,其正误是非,评说很多。对于其“正”,毛泽东早在1945年4月21日“七大”预备会议就说过:“他(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由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由他集合起来(一群人)这才成立了党。”“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然而,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陈又被无情地平面化了。我们撇开“叛徒”“汉奸”之类无端攻击的话不讲,被指为陈独秀严重错误的就有所谓“三大退让”,即等待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以及对蒋、汪的软弱和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等,随着前苏共档案的解密,近年来为陈独秀正名的文章认为,就是这些错误,也不应由陈独秀一人负责,当时都是共产国际与联共及其驻华代表直接参予谈判和指使的。
《正误交织陈独秀》当然要叙及上述政治历史内容。然而我们知道,如果仅仅是从政治历史角度评判陈的是非功过,容易与以往评说陈陈相因,又容易陷入某种历史漩涡和跳不出人事上的纠葛。
《正误交织陈独秀》更多注意的是陈独秀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是非正误的解读,故对陈氏所有涉及思想文化(包括诗文、学术文化)的作品几乎都作了自己的疏解与评估。可以看出,这种全方位、多层面的“解读”更为科学和细致入微,更能反映出陈独秀复杂的内心世界和透视其文化性格,即使离开党史和革命史,陈氏仍然是一个值得学术界注意与探究的人物,他的学术文化与政治哲学,与党史教程关系太密切了,与党在他死后的半个世纪的进程(包括涉及中国的政治生态演化与中国人思维形态的异变)的关系太密切了。这种思想文化性格上的一鳞一爪,要剥离出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统计、切片分析,很难很艰涩,然而亦很意味,很有价值。一个陈独秀“解读”成功,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革命史也庶几读通了,理顺了。如此说来,《正误交织陈独秀》对于陈氏的“解读”,格调是严肃的、公允的,方法是细致、超然而科学的,因而大体上是符合历史真髓的,也是体现历史精神的。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