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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中去，并以此作为他一切言行的出发点。所以韦君宜回忆说：“上边那时确实把周扬当作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将才，听老帅的话，指到哪里打到哪里。”〔12〕他从来也没想到对胡风、丁玲的批判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既然已经闹出来，他只能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走下去，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是周扬一个很深的惧怕情结。
四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了个人崇拜，矛头指向斯大林，由此开始了思想上的“解冻”。这一过程对法捷耶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于是他开始回顾过去深刻反思。他认识到了在过去的文艺工作中党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的，并对党如何领导文艺和制定文艺政策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于是他接连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马林科夫及赫鲁晓夫上书，对党的现行的文艺政策提出了批评。但他的建议和批评没有得到理睬，他要求会见领导人的要求不仅被拒绝，而且还常遭斥责。所以他在遗书中说：“当我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仍然不堪回首那些呵斥、告诫、训斥。我自认为，我们伟大的人民有理由为我发自内心的共产主义式的忠诚和谦逊而自豪，可向我扑面而来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所谓理论批评。”〔13〕于是他在抑郁、孤寂中开枪自杀，并以此向世人证明他多想做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啊！
周扬又如何呢？近十年的监狱生活，他有三千多天的时间来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或许他发现了一些荒谬的东西，所以韦君宜才说：“‘文化大革命’时，江青把他（按：周扬）打倒，才使他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14〕“文革”一旦结束，他就通过自己真诚的道歉和身体力行的工作获得了全国作家的谅解，获得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利。1985年1月，在北京召开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时候，周扬抑郁成病，未能参加，与会代表中有三百六十六人联名给周扬写了一封慰问信，信中说：“自信和勇气在我们心中百倍地增长起来，请你相信，我们一定尽力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使我们的文学自豪地走在世界文学的前列。这当然也是你和前辈作家们所期望的。”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湖南等十一个代表团也联合致函说：“你对自己在‘文革’前工作中的缺点，曾多次诚挚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种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使人深受感动。你是在我国文艺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以上的老战士，虽饱受摧残，却仍有昂扬的精神和坚毅的意志，的确足为我们的楷模。”〔15〕但这些感人与宽容的话语并没有阻止周扬的落选，也许是因为人们对周扬的记忆太深，也许是因其静卧医院人事不省。
晚年周扬最值得书写的一件事情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而赢得声誉。但由于这一点涉及意识形态的重构，所以他遭到了高层人士的严厉批评。这给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并因此抑郁而逝。陆定一说“他是被气死的”〔16〕。
1983年12月，也就是周扬因“异化”问题而检讨之后不久，借着给《邓拓文集》写序言之机，他说了下面一段话：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得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真正为自己所理解，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17〕
这是周扬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但作为一份准遗嘱，和法捷耶夫的比较起来，缺少了刚烈和决绝，这是不是表明他对未来还充满了希望呢？
注释：
〔1〕蓝英年：《作家村里的枪声》，转引自林大中主编《九十年代文存》（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2〕〔8〕〔9〕〔11〕王蒙等主编《回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16、633、636页。
〔3〕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周扬文集》第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页。
〔4〕《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7〕夏中宪：《法捷耶夫与“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3期。
〔6〕此段主要参照张捷《法捷耶夫的悲剧》一文，《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1月。
〔10〕李辉：《往事沧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12〕〔14〕韦君宜：《思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9、49页。
〔13〕转引自《法捷耶夫为什么自杀？》，《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1期。
〔15〕参见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17〕周扬：《〈邓拓文集〉序言》，《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2日。
徐志摩如何“捧杀”了泰戈尔
？ 孙宜学
1923年早春，一个叫恩厚之的英国人出现在北京大学校园，他是代表泰戈尔前来接洽访华事宜的，可惜此时北京大学无法承担接待任务，于是恩厚之又找到了徐志摩，徐志摩一听激动万分：此时已享誉世界的泰戈尔竟自愿到中国来，这可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马上去找梁启超，后者立即以自己主持的讲学社的名义发出了邀请。
1924年4月12日上午十时，一艘轮船沿黄浦江缓缓驶进上海汇山码头，当船上红帽银须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出现在欢迎者的视线内时，岸上响起了一阵激动的欢呼声，中印两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交流就此拉开了序幕。
然而，令泰戈尔始料不及的是，迎接他的不但有春雷似的掌声和美丽的鲜花，也有尖利刺人的荆棘。他的来访恰如一块巨石投进了已经沸沸扬扬的池水，本就颇不平静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因他的到来迅速分成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一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包括陈独秀、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吴稚晖、沈泽民、林语堂等，要“激颜厉色送他走”；另一方则以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为代表，千方百计为他辩护，一时间双方唇枪舌剑，一场鏖战。
泰戈尔受到激烈批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批评者对他的误解有关，也与赞美、欢迎者大有干系，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徐志摩。
徐志摩是真心崇拜泰戈尔，可以说没有一丝杂念。在泰戈尔来华前，他俨然是泰戈尔的中国使者：他频繁地与泰戈尔通信，安排来华的具体细节，一有机会就宣传泰戈尔，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如《太戈尔来华》、《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的确期》、《泰谷尔来信》、《泰谷尔最近消息》、《泰戈尔》，与其他欢迎者一起努力营造了一种热烈的欢迎气氛，然后自豪地写信告诉泰戈尔这一切：“我们已准备停当以俟尊驾莅临。这里几乎所有具影响力的杂志都登载有关你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一种以上的译本。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你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1〕他直视着泰戈尔在全世界造成的耀眼的光环，也把自己所能想到的最美的语言献给这位就要到中国来的诗人，并代表中国青年对此表现出由衷的欣喜和期待：“现在他快到中国来了，在他青年的崇拜者听了，不消说，当然是最可喜的消息，他们不仅天天竖耳企踵地在盼望，就是他们梦里的颜色，我猜想，也一定多增了几分妩媚。”〔2〕
在具体的接待工作方面，徐志摩和讲学社一起做了周密的安排，如他亲自在北京城西租了一间有暖气和现代化设备的房子，准备做泰戈尔来华后的下榻之所。他还受讲学社之托担任泰戈尔在华演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