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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絮语书屋絮语邵水游
阡陌纵横科学、史学与近代中国的意义危机蒋贤斌
旧书新识 日本人的世俗精神贾庆军
旧书新识 《缘缘堂随笔》在日本李兆忠
尘影斑驳 1945年北大“易长风波”张晓唯
尘影斑驳 1938年川大“拒程运动”黄文华
湖湘人物 向达先生四十年祭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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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看 俗界之欲伍 国
边走边看 青楼莺声为谁啼?乐 云
宦海纪闻 “政由贿成”李占伦
宦海纪闻 官场“红楼”张宗子
来稿摘登 正误交织陈独秀邓立勋
封 二 苍岩飞练张仁芝 画
封 三 人生如梦又如水钟丕瑜 文画
预 告 2005年第10期目录
《书屋》二〇〇五年第九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邵水游
公差东北,顺路闲逛了沈阳故宫,再坐近六个小时的火车到长春,参观了伪“满洲国”皇宫,联想起北京故宫,清朝的轮廓鲜明。从规模初具、宏大疏阔到齐整划一、泱泱浩荡,再到偏安一隅、仄狭紧逼,一段历史仿佛浓缩在三处建筑物之中,是为浩叹。
满族骠悍强硬,能征善战,骁勇无比,无坚不摧,史有定论。入关之后,励精图治,逐鹿中原,康乾盛世,中外咸服,蔚为壮观。然道咸以降,由盛而衰,偌大的王朝毁于一旦,直止在日本侵略者卵翼下,溥仪做起“儿皇帝”,仰人鼻息,为国人所不耻。沈阳与长春两座皇宫相隔不远,一为起始,一为落幕,当为殷鉴。
晚清内外交迫,朝纲不振,变局顿起。国门虚设,夷舰长驱,争贸易,挟长技,难与争锋;鸦片之害,甚于猛虎,银两大肆外流,国库虚空,几无粮饷;天灾人祸,百姓遭殃,几无御敌之兵。鸦片之战,了无章法,先是任意更改定例,后是谎报战功,虽有小胜,不改格局,“百年之患,遂成今日之祸”,随后豆区瓜分,国不将国。内有太平天国,回、捻蜂起,平而不已,拆屋散架,如桶脱底。
吏治污浊,“政由贿成”,是其崩溃的致命伤。清朝律法不可谓不严,然法令为官吏挟持,法为己用,“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贪赃枉法,晚清一节鲜有清官廉吏。好谀嗜利,上下其手,官吏敛财有如蛇蝎,是为乱局。不惟贤良,只认银两,宵小当道;不问功业,只依关节,纨袴干政,官僚不成体统,生民犹坠地狱。
官吏不识时务,前倨后恭,韬略不修,逶迤难断,虽有振作,难挽颓势。夷夏之别,老大自尊,不知“魏晋”;与夷人交道,诓诈无礼,无论见识;洞开去势后,又任其自横,卑躬屈膝,媚态尽现。虽有洋务自救,大体不变,徒袭皮毛,甲午一役,败局铁定;庚子之变,冀蛊惑以振国运,殊不可思议。尔后一蹶不振,终落长春皇宫之小,消弥无形。
吏治关乎天下。甲申三百年,犹在祭祀;道咸之乱,如挂目前。面对三处皇宫宽窄大小,感
忧在怀。眼下,腐败为民所共指,蚁穴堪忧;外敌环伺,不亚前朝,国人自当警醒。
“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痛哉斯言。
中国历代书法家——
王献之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著名书法家,山东临沂人,生于山阴(今浙江绍兴),为王羲之第七子。历任州主簿、秘书郎、秘书丞、长史、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书性颖悟,才气勃发,幼学于父,次学张芝,终不为其父所囿,别创新法,自成一家。论者谓“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在书法史上与其父并称“二王”,或尊称“小圣”;又与其父及张芝、钟繇合称“书中四贤”。
王氏本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楷、行、草、隶诸体兼精,尤以行草擅名。乃于“行草之外,更开一门”,独创“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之新书体,名为“藁行之草”;又另创草书“一笔书”,即米芾所称:“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将张芝之章草与其父之今草推进一层,而为后世狂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小楷书则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唐代诸大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王绍宗、孙过庭、张旭、怀素等莫不受其影响。
其遗墨传世甚少,至今可见之书迹仅《鸭头丸帖》、《洛神赋十三行》、《中秋帖》、《十二月割帖》、《东山松帖》、《舍内帖》、《新妇地黄汤帖》、《兰草帖》、《鹅群帖》、《廿九日帖》、《送梨帖》等数种,均为摹本及碑帖拓本,且多有真伪之争。《洛神赋十三行》为其小楷代表作,今传者为贾似道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称“碧玉十三行”,字体秀劲圆润,论者谓行世小楷无出其右。《中秋帖》为米芾所临,清乾隆帝将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合誉“三希”,其“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纵逸豪放,俊爽流畅,为其所创新体“一笔书”之代表作。被崇为“书坛风流”之《鸭头丸帖》,乃其“藁行之草”代表作,为唐人摹本,全帖仅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均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枯润有致,笔道流泽,婉转妩媚,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
(万 方 文)
科学、史学与近代中国的意义危机
? 蒋贤斌
一
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年代,这个时代的变局不仅意味着中国政治社会建制处于由大一统王朝帝国、宗法家族制度向现代性政治社会制度转变,同时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处于由儒家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这两种转变之中由于存在着“质”的变化,进而引发了两种危机:前一种转变所显现出的便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后一种便是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近代中国,正是在这两大危机的互相激荡、冲击下蹒跚前行的。
按张灏的说法,中国近代意义危机凸现于1895年至1930年的“转型时代”,它包括道德取向、精神取向和文化认同三个层面的危机〔1〕。此前,中国儒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意识系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仁为中心、以礼为规范基础的人生观,这一整套关于宇宙、自然、生命、人生的来源和意义构架维系着中国数千年士大夫甚至于一般民众的信仰和意识世界。在这一套系统中,人们只要按照儒家的那一套“修身”方式去做,人的生活就有意义,最终可以达到与“天”全面融合的完美境界〔2〕,“内圣外王”便是其明确的路线和目的。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武力的扩张、欧洲文化的刺激以及旧社会结构急遽变迁等多重冲击下,这一传统的意义世界发生了崩溃:在道德价值层面,以“礼”为基础的儒家规范伦理——三纲五常为核心——彻底被动摇并逐渐解体,而以“仁”为基础的儒家德性伦理——圣贤君子的人格理想和天下国家的社会理想是支柱——也完全被解纽;在文化取向层面,当近代中国被迫落入以西方霸权为主的国际社会中后,千年的“夷夏之辩”文化的自信与自尊完全被颠倒。不仅如此,近代国人还发现他们所必须虚心求教的“西学”正是源于侵略中国的西方国家;在精神取向上,在西方基督教与西学,特别是科学自然主义的冲击下,以天人合一为观念展开的,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以及理、气、心、性等基本范畴构成的宇宙观被推翻。总之,在旧有的意义体系崩溃以后,中国人无论是上层士大夫还是普通民众在思想意识上都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和茫然,陷入了严重而普遍的“精神迷失”的境地,如同一个人被抛置于一个陌生的广场上,不知出路在哪?出现了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