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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尽管经过上述表述，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具有根本上的相同性，但这也不能掩盖孙中山自己发现的两者之间主要的不同，即是否承认阶级斗争。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的气质已经先在地使他倾向于一种通过社会关系间渐进发展，逐渐达到理想目标的道路，借此废止阶级之间的所有暴力冲突。事实表明，只有到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才逐渐认识到这种温和的革命思想，最终是虚弱的，并相信精神（民心）的改变是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在1923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这样讲道：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9）
向来本党势力多在海外，故吾党在海外有地盘，有同志，而在中国内地势力，甚为薄弱。……所以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的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吾党所欠缺者，就是人民心力。革命行动，缺乏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即以兵力打胜仗非真成功，以党员打胜仗，以主义征服，方是真成功。
只有到了几乎绝望的状态，孙中山才相信只有阶级斗争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革命。此时，他已经转向了共产主义一边。在他最后的一次宣言中，他将他的民生主义，定义为与共产党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同时，好像是为了对此做一平衡，他同时承认儒家的改革者如康有为等，也曾对这种思想进行鼓吹：
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中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止是共产，甚么都是可以共的。人民对于国家要什么事都是可以共，才是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350孙中山在他生命最后一刻所作的，将中国20世纪20年代思想政治发展中产生的两种思潮——改革过的儒家思想与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尝试，通过简单地忽视两者的对抗性因素），无疑是有良好的初衷的。或许，这也是他作为“中国国父”，所应当采取的适合的政治主张：它应具有某种公平性，而非仅仅代表某一种政治力量。但是，他并不能修补中国年轻知识分子间存在的深刻不和。国民党（孙中山是它的创建者）的发展，是这种情形的象征。在1924…1926年之间，它试图与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但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权力逐渐滑向朝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些人手中。最终，在1927年春天，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发起了暴力攻击，导致了数千国民党内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的死亡。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的控制权，国民党也逐渐向保守方向发展。这种变化，并非源自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争，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根据逻辑推演，随后的现象应当是其中的一部分人走向激进的右派，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激进的左派。更为中国化的追随者多在本土接受教育，他们所持观点相对分散，因为他们同样也不反对含有西方元素的现代化；而更为西化的追随者，其绝大多数都有在国外求学的经历，他们所持的激进主义，更显出一种内聚力。他们求学之地距中国越远，他们所持的观点就越有激进的色彩。那些相对温和的人物，曾经留学日本（至1906年，大约有1万人），而那些最为激进的人多为留欧，尤其是留学法国的学生（至1906年，约有600人）。他们对传统中国的批判观点，仿佛与他们在国外的环境并无完全的联系。满清政府幼稚地认为，将这些最为激进的学生送去欧洲留学，是摆脱他们的最好方法。
351
新无政府主义，与“机器达致大同”
当我们追溯中国20世纪关于人与社会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已经部分地在孙中山的著作中得到表达）时，知识的线索将我们带到了“激进主义”，并且令人惊讶地将我们带回了欧洲，带回了巴黎。从1902年开始，一些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在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建立起了小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并随着一本名叫《新世纪》的杂志，于1907年浮出水面。直至1910年，这本杂志共出版了一百一十期。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包括一些经典和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基础的自由主义。吴稚晖（1864…1954年），现代中国思想史上颇具个人魅力色彩的学者，成为了这个组织的领袖。他曾在日本接受教育，并于1903年，因为在上海作记者时写的一篇具有煽动性的文章而被迫逃离中国。1904年，他在英国结识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正在几乎世界各地寻找反满和进行反满革命同道的支持。更多地基于友谊而非相同的理念，吴稚晖1905年成了同盟会（国民党前身）会员，并于1906年到达巴黎。在巴黎时期写作的一篇文章中，他仍然在歌颂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中文原文未能找到。此处文字从英文本翻译。——译者注：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10）
无政府之名在世界上是最有前途的……（携无政府之名）每个国家都能够超越自身的疆界……每个国家都可以放弃自己许多不同的语言，并接受一种普遍的语言；非政府的国家用其百分之七八十的力量，向大众传授无政府主义的新伦理。其结果是无政府主义成为一种必然。无政府主义将有它的伦理，而非法律。人们可以“各尽其能”，但那并非“义务”；可以“各取所需”，但那也并非“权利”。当每个人都能“自愿地进入真实与平等之地”，并再也不进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国家”时，那就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
如果是孙中山，或许会说道家与佛家，以及一些人如鲍敬言、阮籍等，都曾经欣喜若狂地相信无政府主义会带来拯救。但与孙中山不同的是，吴稚晖所无限羡慕的一切，都来自欧洲。与他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同道们一样，他深深地爱上了法国这个国家，爱上了这个曾经有过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并仍然通过带贝雷帽等方式在几十年之后表达着对这段历史的热爱的国家（这种对法国钟情的传统，直至今日仍然在中国左派知识分子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