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驹＃�13世纪）记载下来：
227事魔食菜，法禁甚严。……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死则裸葬……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积财也。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毂焉。人物用之无问，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为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翁处烧香，魔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而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多者则可以成佛……甘嗜杀人，最为大患。尤憎恶释氏，盖以戒杀与之为戾耳。
此篇描绘，乍一看前后矛盾，但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那个奇怪的词“魔”，通篇就变得更能理解了。这个教派给自己起名为“魔”，这个字有着重要作用。它似乎是从儒家对“麻”这个词的细微转变中而来，反过来又指向摩尼，也就是说摩尼教（也许还有拜火教）。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月的崇拜就有了意义。不过，此中佛教的特点显得是独立的因素，并没有真正的影响，最后一句话肯定了这一点。但“杀人就是将之从万恶中解脱”，这个主题也许间接来自佛教，因为相比中国本土世界观，它的悲观和佛教更为一致。在公元5世纪早些年的一些记录中，可以找到这一点的说明，其中讨论了道士孙恩的起义，他肯定利用了一些佛教观点。另外，在佛教的禅宗公案里，我们也可以不时发现在一个奇怪语境中的“杀、杀”的表述。无论如何，从11世纪末起，即“事魔食菜”教形成的时候，杀人就是度人这个主题一再出现。第一次是在方腊起义（1120年）中，他被一些当时的学者看作是事魔者。在明朝最著名的一次起义中，这个主旨再次出现。张献忠（死于1649年）将自己看作是道家神仙玉皇大帝的特使，将他占领的主要地区杀了个遍。但在他这个例子中，似乎也体现出某种赎罪或牺牲的主题，因为在体现了他纲领的那个著名的“七杀碑”中，他这么写道：“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228但在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方腊起义中，其中的宗教因素事实上不再像在唐朝起义中那样扮演维续的角色。自宋朝建立以后，不管引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大部分起义是因为社会政治状况让民众忧虑不安，导致他们揭竿而起。在方勺（12世纪）撰写的《清溪寇轨》中，对方腊起义那时的思想气氛作出了相当生动的说明。它带一点诗意，但大概传达了那些被称为“农民起义”的起义中大部分都有的循环出现的那一面，由此引起了西方人和东方人——主要是19世纪后20年的中国学者——的注意：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11）
腊怨而未敢发，会花石纲之扰，遂因民不忍，阴取贫乏游手之徒，赈恤接纳之。众心既归，乃椎牛酾酒，召恶少之尤者百余人会，饮酒数行，腊起曰：“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腊曰：“靡荡之余，有悉举而奉之仇雠，仇雠赖我之资益以富贵，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雠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於汝甘乎？”皆曰：“岂有此理！”腊涕泣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夫天生蒸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勤，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皆愤愤曰：“惟命！”腊曰：“三十年来，元老旧臣贬死殆尽，当轴者皆龌龊邪佞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虫上心耳。……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我但画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四方孰不敛衽来朝，十年之间，终当一混矣。不然，徒死于贪吏耳。诸君其筹之。”皆曰：“善。”遂部署其众千余人，以诛朱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民方苦于侵渔，果所在响应，数日，有众十万。
229如果仔细分析方腊的言辞，可以发现它已经包含了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给自随后世纪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所有起义都以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和任何宗教因素无关，只是仅仅和宗教力量相伴而生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三个要素都是从慈悲而来的消极理想。第一个，也是相当普遍的，是在被压迫的政体下争取自由，这主要是针对苛捐杂税和腐败官吏而言。第二个，是争取地方自治，用诸如这样的词语表现出来：“吾东南赤子”、“画江而守”等等。虽然这种情绪被小心翼翼地用一种统一的、强大的帝国观抹平了。第三，是争取民族的强势和伟大，那将终止由蛮族入侵带来的蒙耻和痛苦。同时，这三个理想对儒家构成了一个非直接的攻击，或至少对新儒家是如此，即便起义倡导者并没有总是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新儒家不仅完全支持政体，而且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主义者和绥靖主义者。儒家的绥靖主义值得引起特别关注，因为不仅是在宋朝，这种态度引起了令人震惊的军事上的薄弱，反过来，它也导致了向外族奉以岁贡以求安宁的政策，方腊提到了这一点是有理由的（当然，虽然这是事实，但这种方法的代价总要比战争小，即使它并不能长远地阻止战争爆发）。而且，继元朝以后的本土政权明朝，它的对外政策相对来说软弱无效，绥靖主义也要为之负责。如今中国的辽阔疆域就是由异族蒙古人在当政时拓展的。如果要考察中国在本土朝代时所拥有的可观版图，那就要追溯到7世纪的唐朝。然而在那时，佛教而不是儒教是中国的官方信条。儒教总是要削弱军政，自宋以后，也成功地在本土朝代中做到了这一点。基本上，这就意味着军事薄弱外交无力。由此，儒家总是尴尬地容易受到任何或每一种民族运动的攻击。在不同意见的巨大冲突中，并不可能总宣称更高的“文化”补偿了这种明显的国耻，特别是当这种意见对对手而言几乎毫无意义时（在起义民众那里即是如此），或当这种文化的优势开始被它的支持者质疑时，19世纪以来这种趋势愈来愈甚。
230但是，不管这些起义在特点上是宗教的、民族的、或具有地方色彩的，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有他们基本的起因，他们永恒的主题，即反抗当权披着家长制的儒家外套一再对民众进行无耻的剥削。所有其他动机都可能被遗忘，这一点永远不会被忘记。以下事实最具有说服力地表达出这一点：当没有别的理想被宣称的时候，对所有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状况进行根本彻底地颠覆就变成了一种理想。特别是在明朝，非常频繁出现的一个起义目的就是对财产的更公平分配（尤其是土地财产）。但应该如何实现这种变化，其管理形式是如何却根本没被提到过，或者仅仅是通过一些早已无用的陈词滥调（比如说“井田制”）来暗示。这方面933年发生的王小波起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来自社会底层，只有姓没有名，“小波”显然只是口语发音的记录，因为文献记载用了各种不同的汉字来注这两个音。宋代正史里对他的活动只有一些干巴巴的记录：“淳化中，青城县民王小波聚众为乱，谓其众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附者益众，遂攻陷青城县，掠彭山。”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12）
另一个起义领袖钟相，也用了同样的观点，不过是从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公元12世纪，当宋朝频繁发动灾难性的卫国战、抵抗北部的金兀朮时，钟相加入到那些半是爱国主义者、半是罗宾汉式的“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