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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有着伟大人民的伟大之国。也许有人会说，它生来就耄耋老矣，像某种传说人物，但恰是因此，它总是在更新自身。有时它在沉睡，但它从没睡死过去。在它三四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它正是以它自己的性情经历了所有这些希冀幸福的形式。然而，在这些希冀幸福的形式中能找到的所有奇怪反例，并不能消除彼此，也并不是仅仅留下一幅暗淡的、相同的图像。就像难以撼动的骨头那么坚硬，此世信念扎根于祈福古人，由此儒家就和道家所想象的汪洋恣意的神性人物以及它总在重复地、无望地许诺人类的“长生”完全相反。在所有有关个体和集体获得拯救的学说中，尽管存在着彼此矛盾之处，但都体现出某种连续性。在这些彼此冲突的见解之脉动中，某些元素不断地反复出现，而其他一些元素则令人惊异地很少露面，或完全缺失。某种轮廓因此准确无误地浮现出来。
第一部分：前言中国人的幸福观前言 （3）
在中国产生的几乎所有世界观中，与过去保持和谐一致的那种重要性广为人知。但是，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含义却仍然没有被充分理解。很显然，其所扮演的角色和西方思想里的那种尚古——最显著的是在沙漏这种形象中——完全不同，它形成一种和未来的关联，而且永远和被压缩的、集于一点的“现在”相连。在中国，过去就像是现在的拓展；它几乎总是构成了某种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将此时此世作为自己筹码的思想彼此冲突着。在这意义上，过去实际上就是现在。相形之下，未来多少显得不那么重要。它仅是不存在的东西，这不是在“无”（non…being）那层意义上——“无”之中可以诞生出令人吃惊的新生事物；而是在以下这层意义上：未来是非时间范畴的原始图像之尚未完成的复制品，其理想模式一开始就为人所知。不仅儒家如此认为，就是大多数中国思想家都认为他们的基本工作是要负责将“新世界”尽可能地类似于这种原始模式。于是，在一个更为动态的思想形式中——此思想形式构成了每次争论每次决定的诉求——的东西，即过去和现在的根本分离，被令人满意地因此消除了。过去和现在都在唯一的现在中坍塌，这个现在从一个点扩展到广大的面。即便幸福坐落于最遥远的过去，它也不会因此离开人类努力的领域。它虽然没有正好就在此世，但它仍然可以获得。
也许这就能解释中国人的勤奋、刻苦以及常常受到赞扬的勤勉，这些品质在极为清醒的、甚至有些做作的道家无为圣人身上也能体现出来。然而，单纯等待幸福回归在中国并不常见，对通过从此世突然转变成天堂——像从未见过的彗星在炫目光彩中闪现——而获得拯救的等待，就更为罕见。这也许就是中国和俄国之间一个决定性的差别，虽然两者如今在许多方面既是地理上的邻居，也是精神上的毗邻。它们在历史长河中产生的哲学思想同样经历了救世主思想：不仅在许多宗教团体热情地期待救世主来临的例子里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龚伽洛夫的《奥布罗莫夫》里也是如此。和中国思想相冲撞的西方世界观——尽管西方的各种世界观也差异重重，但几乎全是指向未来的——在中国所引起的震惊是最厉害的。相当明显地内在于这些世界观中的那巨大的爆炸力、动态的力量，通过西方的技术和军事优势大量地展示自身，让中国无从招架。中国不得不调整自身适应这种新观念，即未来属于那些通过自己努力达到目标的人。然而，不管中国因此真正接受了西方关于时间和历史进程的观念，还是如果不修正思想体系，过去和未来就根本没有挪动位置，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在中国，“过去”和“未来”，以及“进程”、“历史”这些概念的含义跟西方体系中的根本不同。
这种反思表明，如果没有搞清那些总是必须的、而且永远会反映出来的时空背景，想要得知——即便是大致接近于——一个人关于幸福的观念，也是事实上不可能的。这对中国来说尤其确切，他们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警觉和清醒，从时空的最原始处来感知它们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当然，问题的复杂性便加深到如此一种程度，以至于它本身都变得荒谬。因为印刷术发明很早（在一千多年以前），所以难以相信的丰富的中国文学也因此得以很好地保存。从文学上来说，有数千个和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相关的文本可以提及。虽然确实有许多这样的作品，但其中大多数不过是对原始经典的不知疲倦地重复引用，不过如果相信旧酒装进新瓶后还是旧酒，那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反过来，不管什么时候一种意识形态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就像儒教在过去800年里那样，最重要的思潮总是出现在经学中。它们作为一种模仿躲在后面，很难发现，因为第一眼看上去，它们只是在重复以前一直在陈明的东西。这对那些不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外来者来说尤其如此。在那些外来者的环境中，思维追逐着探究的单一线条，因此缺少感知由一个词所引起的细微变化的能力，这细微变化在经典里是找不到的。
第一部分：前言中国人的幸福观前言 （4）
不是缺乏、而是过于充足的材料，以及解释的难度，使得描摹出一幅中国关于理想世界的概念之完整图像，成为了一个似乎是无望的工作，除非在限制研究领域方面采取极大的压制。在此关联下，将描画限制在中国之内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会出现或需要比较的类似思想进程是多么频繁地发生、又多么明显。不过，这种必要的、有意识的对研究领域的限制也有其优点所在。中国到现在为止怎么看待自己的理想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会带来很多尖锐的东西。毕竟，直到这个世纪初，中国才开始纵览寰宇，因此也必然地混淆了最为广泛地不同的、也常常是对立的关于幸福的观念之全景。
其结果是，此书的写作必须采用一种叙述的、而非不断评价不断争论的表达模式。这挺重要，尽管在政治史的进程中笔者能间接地得出一些判断，因为有时乌托邦至少部分实现了，即便不一定是在原来预期的时间。想要将中国关于人和社会的理想模式系统化、在一个包容性的价值框架中将它们分派到各自的位置这种尝试，只有在一个更小的中国思想史的范围内成功操作了，才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我确信，这些关于理想模式的概念不仅会在新的角度中呈现，也会给其他民族的相似概念加上新的维度，那时就似乎可以拿之互相比较。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公平对待那些在历史进程中从外部进入中国并于那时慢慢与中国本土概念混合的异族概念，也是带有相当冒险性的工作。比如说，如果在中国的“中世纪”没有佛教，在中国的现代没有西方世界观的混入，中国幸福观的整个发展演变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还要追溯这些异质概念的根源，这项工作将变得无穷无尽。因此，暂时只有关注那些对异质因素的刺激所产生的思想反应。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在一个新的奇怪环境下，外来学说所发生的变化。因为这些学说对中国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的原始形式，而恰恰在于它们在那个国家里所采取的形态。事实上，对本土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它们常常仅有间接影响。站在这个角度，这种对异质因素的采纳和适应可以被称作是“歪曲”（falsification）或“进一步发展”。
一旦决定了此书的叙述应该集中并限制在范围之内，那么通过参考那些中国现代学者的思想，有关材料的挑摘和评价之选择就可以更容易地作出，因为这些现代学者也沉浸于思考那些在他们自身过去和现在的文化中找到的有关理想世界的概念。在他们的著作中，通常能找到对原始材料的更为精确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如琢如磨”地领悟这些原始材料对中国思想的发展所起到的影响，并且——特别是在现代学者的文本里——聆听到那些材料中对后来者的理解起着决定作用的细微差别。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