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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拉生来就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她是个私生女，在最初的6年生活中没有父亲和母亲。9岁时遭强奸，随后又遭到家中三个成员的性骚扰和折磨，在三个不同城市中读了不计其数的学校。奥普拉深受这些经历的负罪感的压迫，在巴尔迪摩遭人抛弃后企图以自杀得以解脱。这些事件看来都深深契入脑中使她成为美国头号谈话节目主持人，她极度的敏感和移情能力来源于自己童年的创伤。奥普拉对观众传授的信条是这种创伤是积极因素，说自己所受的性虐待“不是生活中可怕的事情，从中能有所教训”，然而她承认自己的体重问题和对结婚豫犹不决是由于没有完全从早年的创伤阴影中摆脱出来，她承认她早年的创伤与自己伟大的成功及驱动性性格有关。用她的话来说：“我努力使自己被爱，我所能接受的被我看作是爱的东西只能来自于成就”。
表11 危机和早年过境
人物 危机或创伤
玛丽·凯·阿什 7岁起照料残废的父亲，孩子时便得行使大人的责任。27岁时第一个丈夫抛下三个8岁不到的孩子，第二个丈夫在玛丽凯化妆品公司开张前30天去世。
玛丽亚·卡拉斯 5岁时遭受严重车祸，昏迷12天。7岁亲企图自杀，被送往纽约精神病医院呆了1个月。17岁时纳粹入侵雅典，她不断生活在恐怖与饥饿之中。
丽莎·克莱伯恩 10岁时纳粹侵占比利时，迫使举家逃往美国。
简·芳达 11岁时母亲因精神崩溃住进疗养院，12岁时以可怖形式自杀，引发芳达长达23年厌食性的抗争。
艾斯蒂·劳达 孩子时妹妹患天花。
麦当娜 5岁时母亲死于癌症，她“代表一切”的父亲背弃她与保姆结婚，后者成为刻薄的继母。
哥达·梅 从出生到8岁那段时间俄国基辅运动，烙下了她“基督杀手”的烙印，创伤驱使她50年来每日面对死亡致力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20年代在耶路撒冷几乎饿死。
艾恩·兰达 9岁时度过一战的恐怖生活，12岁时经受俄国革命，少年时在俄国几乎饿死。少年时不断面临死亡威胁。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 母亲在其出生前已神经崩溃，在斯坦内姆儿童时代一直是神智不清和精神错乱。10岁时父母离婚，14岁母亲去世。
玛格丽特·撒切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英国遭受炮弹袭击最严重的格兰汉姆市度过，当时她是少年。
莉莲·弗农 希特勒掌权后的反犹太运动迫使全家离开德国到荷兰，随后为逃离纳粹的魔影前往美国。弗农的哥哥死于战争。琳达·沃切纳 8岁时卧床不起，并有不能走路的危险，身体绷石膏达两年之久，发誓成为伟人，能像常人般行走将永不知疲倦。
奥普拉·温弗雷 私生女，10年内迁居五次。9岁遭强奸，被家中三个成员虐待。14岁时怀孕，孩子出生便死去。在巴尔迪摩被恋人遗弃，使她几乎自杀。
与莉莲·弗农类似，丽莎·克莱伯恩在1939年纳粹入侵时，也不得不离开布鲁塞尔。艾斯蒂·劳达主要生活危机是在贫民窟长大，并且从不愿意承认它。这种危机和创伤列于表11。
女性危机和创造努力
书中这些女性生活中经历了几次重大危机，但这些创伤有助于各位妇女创造和革新生活的准备。莉莲·弗农感到所有创业者都需要时刻准备着危机，“每家公司都需要不断与危机较量……但我已学会处置，以一种积极的方法迈向前方”。与创伤的较量教会这些妇女以积极的姿态对待变化，而不要看作不利的经历，使她们能以更有效的态势来处置矛盾，变化成为驱逐过去个人生活魔鬼的催化剂。由于已目睹家园遭毁，她们能以内在感觉赋予的力量说自己能孤注一掷来偿还梦想。
医生、作家兼哲学家保罗·皮尔塞尔在《创造奇迹》（1993）一书中将危机描绘成我们生存可能性的证明，“危机是我们经历的由第五种能量引起的混乱，这种能量在不断搅动事物达到更高、更发达的水平”。这是他对历经九死一生后重生的描述，科学术语是熵：在达到混乱点或自我毁灭点之后的再生体系。
普利高津博士的“耗散结构”
耗散结构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理论化学家阿雅·普利高津博士创立，他认为秩序来源于无序，生活源自于熵，换言之：“艺术和科学创造”也来源于混乱和嫡。普利高津的假设从这些将生活危机转变成创造努力的妇女中得到了显示。按普利高津的说法：“正是从混乱、骚乱和无序中，才会产生高层次的秩序和智慧”；运用到人类行为，普利高津的科学理论含义是：遭受深重打击的人——身心遭到摧残，处于混乱状态——最容易有创造性突破革新。普利高津有个贴切的表述：“许多看似崩溃的体系，往往恰恰是突破的前兆”。这与古希腊快乐／痛苦原理不谋而合，后者是说不首先遭受痛苦，无法体验真正的快乐。这也同样能说明德国和日本如何能从二战废墟中崛起，成为两个世界强国，这十三位女性如何能在经历如此创伤性生活后成为伟大的创造天才。
危机是创造力之母！
耗散结构理论为我的假设“危机是创造力之母”提供了科学依据。普利高津说得更透彻：“一个组织（或人）越不稳定，就越不可能变化——演进”。我们从日常自己的身体中也可发现这个过程，当病得严重时，我们处于危机阶段，会发高烧危及生命或结束生命，然后身体重新工作、建立新的抗体，“新细胞”比“旧细胞”抗病力更强；同样地，断骨也比原先的骨头牢固。根据耗散结构理论，身体或死亡会变得比危机前更强健。
对于“危机是成功之母”的另一个论据来自多那德·麦金能（1975），他在研究创造者个性后发现：“那些取得最大成就的人，在其生活历史中往往数不胜数有严重挫折、深重劫难和创伤性经历”。历史上例子数不胜数，如阿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马哈蒂马·甘地悲剧性生活，他们从危机中爬起，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当还是个法律学生时，马丁·路德被雷电击中几乎死亡，他说：“圣安救命！我将成为一个道士。”他活下来了，两周后成为道士，不再写法律文件，他进而进行了宗教革命。更近的有诺特拉斯（Nuiiius）体育器材公司创立人阿瑟·琼斯，从尼日利亚政府手掌中死里逃生，这位年富力强的鳄鱼猎手杰出地成为企业家。泰德在父亲自杀后不久创立了他的公司。弗雷德·史密斯作为一名越南前线的战士，回来不久便创立了联邦捷迈公司。
几乎每位伟大的创造革新天才都受变化激励，而不是受其限制。软弱被危机摧毁，由于创伤的作用，坚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普利高津所表述的那样：“生活源自于摘（混乱）状态——不要鄙视混乱”，危机是变得坚强的催化剂，而不是像弱者所描述的那样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书中十三位幻想家直觉地知道这点，利用自身的弱点来推进事业，社会也如此。
文化危机和创造力
危机孕育伟大创造成就的一个有趣事例是美国从混乱动荡中一跃而起，成为强国。更能给人以启迪的是日本和德国从战败的废墟中崛起成为前所未有的经济强国，日本还由此创立了一种以众所未有的方法主导着工业的经济，它占有世界25家大银行中的23家，主导着家用电器市场以及汽车制造业，在半导体制造业中起领头作用，它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值赶上了美国。在德国，奔驰，宝马和宝奇主导着精密自动化市场，德国马克是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
日本和德国在1945年时几乎遭战火毁灭，国家混乱不堪，它们的经济非但没崩溃，反而变得前所未有之强大，这两个民族经过搞变，转变成有动力、革新力和创造力、内涵丰富的民族，它们任何一个经济指标都处于战后领先地位，因为在它们的人民中有种内在化的精神能量——战争几乎使他们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工作、家庭、未来、金钱、家园和希望，他们的损失还有被摧毁的自尊，以及精神。他们是挨打的人，但他们重新振作，重建生活和经济，他们所受的战争创伤激励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和创造力，而这些是不遭受危机而无法达到的。普利高津以其格言概述这一假设：“心理挫折，苦闷和颓丧能产生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