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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咽喉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若能取得此地，就如同在奉天西北插入一把钢刀，且可为进攻蒙古奠定基础。此后不久，日军即支持蒙匪进攻奉天，被吴俊升击退。日方恼羞成怒，乃就郑家屯事件向中国提出八项苛刻的要求，包括向东北派驻警察和向奉军各部队派遣日本军事顾问等，最终被张作霖避重就轻，只同意就兹事赔礼道歉，日军终从郑家屯撤出。
寺内正毅上台后，对华策略发生了重大调整。之前的大隈重信内阁，对中国实施的是赤裸裸的侵略政策，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即其“杰作”；而寺内内阁采取的是以借款方式支持中国内战，以经济控制带动政治、军事侵略。同样的，在东北，他也一改支持宗社党发动武装暴动的做法，而改为扶植张作霖统一东北，并进而达到满蒙独立的目的。在日本的支持下，奉军很快击败孟恩远的吉军，统一了东北，张作霖成为“东北王”。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对学生的反日示威持反对态度，不仅严禁东北出现类似情况，且通电北京政府，要求对学生严惩不贷。
在他逐鹿中原的几次大战中，他都对日本相当依赖，他的日籍顾问菊池武夫和町野武马，每年都为他赴日联络朝野要人。日本人对他支持甚巨，如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人提供给他枪弹4000万发，炮弹10万发，对阵地战帮助极大。但他也相当精明，不轻易出让东北的利益，属于一种有伸缩性的亲日。比如，梁士诒组阁时迫于财政压力，欲向日本借款，遭到了吴佩孚的口诛笔伐，张作霖便反唇相讥。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结日本人欢心的机会，但他在奉天却积极整顿财政，以避免类似的借款，可见他对日本人的依赖是有限的。
无论吴佩孚还是冯玉祥，都是张作霖的对手，然他们彼此都一度联合，但斗争才是他们的主旋律。
张作霖对日本的外交是十分灵活的，即既不轻易就范，又不完全屈服。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有些像谈判“二十一条”时陆徵祥外长的态度，即“拖”字诀，往往虚与委蛇，等日本人自己做出调整。
郭松龄反奉事件使日本获得机会。本来他们不无助郭反奉之心，但郭松龄明确警告日本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终使日本继续支持张作霖。在关键的巨流河之战中，日本炮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当时关东军开入奉天一带的兵力已达4万人，将日旗遍插各处，勒令郭军不得通过，遂使郭军走入死胡同。在郭军咄咄逼人时，日本即向张作霖提出签订密约，作为出兵襄助的条件，密约包括五条：
一、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
二、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三、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四、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五、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作霖正慌不择路，马上一口应允。
但是这个条约是不成文的，而且有“另外协商决定”的约定，故张作霖事后即予反悔。他认为日本人帮的不是东北，而是他个人，因此亲自去旅大拜访关东军白川司令长官，盛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以500万日元作为答谢礼，并声称这些钱完全出自自己的私产，没有花一分公款。他的意思便是，公私要严格分开，而对东北的财产和利权，是不能随便慷他人之慨的。当日本人来交涉密约时，他便尽量不见，且故意放出风去，鼓动人民抗议，再据此要求订约缓行。此事虽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日本人从此认识到张作霖非但不会做傀儡，而且是他们侵略东北的拦路虎，尤其是关东军此次受到他的愚弄，已经恨他入骨，便必欲除之而后快。
革命先驱李大钊
但张作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不知道，日本人的武士道，不同于中国的江湖义气，在其极其偏狭的国家主义面前是十分渺小的。他认为，他仍可以与日本维持这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因此对于其他在华的外国势力，也就没有调整政策的必要。
必须依赖某个外国势力，是当时政治实力人物的悲哀，便是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以及张作霖这样的人，主观上虽有自强之心，客观上却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外援。一般来说，当失去一个靠山时，就须马上找到下一个靠山，否则必然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
英国在“一战”后对中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下降，美国则推崇“门口开放”、“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而对中国最具实际影响力的还是日、俄两国。两国在1904年为争夺东北大打出手，后来则为了争夺整个中国而相持不下。
俄国人对东北的荼毒殊不逊于日本，或许是从小就耳闻目濡俄国鬼子的残暴，张作霖的主观上对俄国人是排斥的。他从1904年为日军效力开始，就与俄国人正式决裂，此后20多年不曾更改。
1927年4月6日夜，张作霖派陈兴亚、王琦率领300士兵，查抄了苏联大使馆，捕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搜走数卡车的文件。这次查抄还逮捕了共产党员李大钊。李大钊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的领袖，是“三一二”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运动之后被当局通缉，乃在苏联大使馆避祸，并仍旧执行党务不辍。他的朋友杨度和章士钊听说了要查抄使馆的消息，马上通知了他，但他认为当局决不敢如此，竟未及时撤离，不幸被捕。后人常认为张作霖和蒋介石互相勾结，共同残杀共产党人，实际上两者反共的立场虽同，却不可能有勾结情况。因为蒋介石当时还在北伐，他们根本就是敌对的双方，在张作霖的心目中，和闹学潮的李大钊相比，只怕北伐的蒋介石更可恨一些。
李大钊是北大教授，他的被捕激起了一片抗议之声，不仅学界同仁纷纷声援，就是政界名流如章士钊、杨度等也倾力营救，张学良、杨宇霆也都请求赦免，张作霖一度动心，但此时在前线对抗北伐军的张宗昌等将领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人心。”张作霖遂下达了处死令。李大钊之被捕和被杀固然有偶然性的成分，但张作霖对苏联及共产党的极度敌视也是一大原因。
1928年2月，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声称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北伐。北伐军也进行了改组，蒋介石仍任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辖18个军，共29万人；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辖25个军，共31万人；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辖11个军，共15万人；杨树庄任海军总司令，辖四个舰队；不久又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至此，张作霖彻底陷入孤立，但他自恃有东北做后盾，仍准备与北伐军对抗到底。
但他在军事部署上有重大的失误，他让精锐的第三、四方面军攻打冯玉祥和阎锡山，却让缺乏战斗力的奉鲁军对付最强大的蒋介石。结果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奉鲁军在山东一溃千里，一着失算，满盘皆输，不得不全线撤退。而此时已攻占大同的张学良和杨宇霆也只好跟着撤退。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显示出比张作霖高出一筹的军事能力，他集中优势兵力专门攻击奉鲁军最薄弱的环节山东，而在河北、山西一带采取守势，只投放有限兵力，与奉鲁军周旋。因此，奉系之所以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被轻易击败，完全是统帅的失策造成。吴佩孚在汀泗桥之战后坦承自己不如蒋介石会打仗，连吴佩孚都这样说，可见张作霖更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了。
日本习惯性地对奉军进行了支持。5月1日北伐军开进济南，3日日军就制造了“五三惨案”，杀害了交涉员蔡公时，并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北伐因此陷入停滞。张作霖乃利用这段时间，将奉军分批撤回滦东一带，军事实力得到保留。
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专车被炸后现场
当初，张作霖戏弄白川司令后，已被日本朝野视为眼中钉。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正义给张作霖送来“人形”一具，暗示“汝为小儿，我可玩弄汝于股掌之上”。很多日本人认为张作霖已陷入孤立，再度恢复政治强势已不可能，因此日本不应该继续扶持他。然田中与张作霖有旧交情，因此想做最后的努力。是年6至7月，田中召集了“东方会议”，会议主题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