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祺瑞且被称作北洋之“虎”。
段祺瑞在小站任炮营统带，兼随营学堂总监，麾下虽只有不足2000名炮兵，不足100门炮，却是中国第一支装备正规的炮兵部队。除了炮兵部队的常务工作外，他还从事了建章建制的重要工作，如《编练章程》、《战法操典》、《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等，大半多自他的手笔。此外，他治军十分严格，某次他的一个老乡有违军令，辗转托袁世凯向段祺瑞说情，他厉声驳回道：“此人是我同乡，我若放纵了他，今后将何以服众呢？”袁世凯由此对他更加爱重，似在王士珍和冯国璋之上。1900年段的结发妻子病卒，次年袁世凯即将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他。这个张夫人是袁世凯金兰兄弟的遗孤，素来被袁世凯当作亲生女儿来养育的，如今许配给段祺瑞，足见对段祺瑞的青睐。后来，袁世凯赴山东会操，段祺瑞亦随之南下，且参与了镇压义和团及景延宾起义，因功被袁世凯表荐为知府加三品衔，兼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按武卫右军即新建陆军改）。1903年，袁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段祺瑞被任命为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全面主持编练新军。1905年和1906年，清廷在直隶河间与河南彰德举行了两次秋操，段祺瑞皆任北军中的总统官，由于两次秋操均取得了成功，段祺瑞的声誉也随之愈隆。此期，他还先后就任第三、第四、第六镇的统制，直接领导袁世凯的嫡系部队，也在各军之中建立了个人威信，为其日后问鼎中央打下了基础。
1907年，朝廷开始防范袁世凯，着力削夺其兵权，将其嫡系部队收归陆军部直辖，并排斥其亲信将领。段祺瑞亦被转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他不屑于此等闲职，乃倾心于督办军校。其任总办的保定陆军学堂，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齐振林、陈调元、陈树藩、王永全，以及后来赴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等等。次年袁世凯还乡避祸，他与冯国璋等亦韬光养晦，曲意逢迎。由于他曾经留学德国，是新军不可多得的人才，近年来又名声鹊起，清廷对他的态度终究还是以笼络为主。1910年，他奉令署理江北提督，加侍郎衔，得以拥兵一隅，为北洋派积存了实力。他与隐居河南的袁世凯音书不断，诸如袁世凯后来的东山再起、鼎定朝纲、养寇自重，未必曾语之与王士珍、冯国璋，却悉数咨之于他。可见，段祺瑞是袁世凯入主民国的第一干将。
三、三造共和
袁世凯进攻汉口之告示
辛亥革命是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先是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廷征调湖北军队前往镇压；随后湖北革命党人抓住了这个空隙，首义于武昌，各省响应；接着，清廷派精锐的北洋军南下征剿，北洋军只听袁世凯的指挥，军前似有倒戈的危险；于是，袁世凯复出，总揽大权并养寇自重，意在逼帝去位。可见，革命军对清帝退位的作用是间接的，而袁世凯才是直接的。
武昌起义后不久，南北之间形成一个僵局：南方革命军攻占南京，则北洋军收复汉口，在军事上务必维持均势；革命军进攻力愈强，则朝廷压力愈大，而袁世凯愈喜，在政治上呈现一边倒的趋势。袁世凯之所以要铲除欲在北方起事的吴禄贞，正是生怕其破坏这一均势。袁世凯用的是借力打力、借刀杀人之计，他的天下打得太过轻松了！也许正因如此，后来也就不甚珍惜。
当时奉命征剿武昌革命军的北洋军，乘火车抵达孝感前线后开始盘桓不进，总指挥官荫昌莫如之何。朝廷闻讯大惊，摄政王明白，湖北到北京不过两三日的车程，如果北洋军反扑京城，则是亡国之祸。于是，10月27日，摄政王逊退，袁世凯复出，总揽军政大权，且直接赴湖北督战，不曾入京叩谢。果然，北洋军突然声威大振，一日之内收复汉口。前军主帅冯国璋战到酣处，把政治因素浑然忘却，一意要直捣武昌，创立曾国藩那样的赫赫功勋。袁世凯十分不满，乃临阵换将，以段祺瑞替换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并署理湖广总督，主持前线军事。
其实袁世凯刚复出时，对冯国璋并无偏见，因此，他最初只是把段祺瑞从江北提督调任第二军总统，折往山西镇压党人起义。但一个月后，袁世凯便无法容忍冯国璋的迟钝，乃以段祺瑞代之，驻湖北前线与革命军对垒。冯国璋曾纵容第一军在汉口纵火烧屋，破坏严重，民愤极大。袁世凯以段祺瑞取代冯国璋，不仅支开了冯国璋，也保护了冯国璋，且可给冯国璋总结自省的时间，为日后收服禁卫军埋下了伏笔；而将段祺瑞从革命军的另一个主攻方向江苏调开，坐镇革命军已被严重削弱的湖北，这样就既保护了段，又给段祺瑞以机会。一进一退之间，形势即大有改观，袁世凯用人的高明之处即在于此。
不久前，袁世凯避祸林田的时候，冯国璋和段祺瑞都与他联系密切，一样的幕后密语，段祺瑞却显然更得要领。果然，他一到汉口，即下令停战，大谈和平。之后，又秘密派亲信廖宇春到上海与革命党代表顾忠琛、俞仲达谈判并达成协议，约定若确定共和政体，则先推翻清室者为大总统。这正是袁世凯朝思暮想而口不能言者，幸有“政治觉悟”如此之高的段祺瑞，日后才得以心想事成。
次年元月26日，段祺瑞领衔姜桂题、张勋、何宗莲、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陈光远、吴鼎元、李纯、潘矩楹、孟恩远、马金叙、谢宝胜、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陶云鹤、徐树铮、蒋廷梓、朱泮藻、王金镜、鲍贵卿、卢永祥、陈文运、李厚基、何丰林、张树元、马继增、周符麟、萧广传、聂汝清、张锡元、张士钰、袁乃宽、王汝贤、洪自成、高文贵、刘金标、赵倜、仇俊恺、周德启、刘洪顺、柴得贵、施从滨、萧安国等47名高级将领，发出致内阁代奏电，原文如下：
隆裕太后与太监
内阁军咨陆军并各王大臣钧鉴：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谨请代奏事。窃维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官廷俯鉴舆情，已定议立改共和政体，其皇室尊荣及满、蒙、回、藏生计权限各条件，曰大清皇帝永传不废；曰优定大清皇帝岁俸，不得少于400万两；曰筹定八旗生计，蠲除满、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满、蒙、回、藏，与汉人一律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曰保护一切私产，民军代表伍廷芳承认，列于正式公文，交万国平和会立案云云。电驰报纸，海宇闻风，率土臣民，罔不额手称庆，以为事机至顺，皇位从此永保，结果之良，轶越古今，真国家无疆之休也。想望懿旨，不遑朝夜，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自应力修战备，静候新政之成。惟念事变以来，累次懿旨，莫不轸念民依，惟国利民福是求，惟涂炭生灵是惧；既颁十九信条，誓之太庙，又允召集国会，政体付之公决；又见民为国本，宫廷洞鉴，具征民视民听之所在，决不难降心相从。兹既一再停战，民军仍坚持不下，恐决难待国会之集，姑无论牵延数月，有兵溃民乱、盗贼蜂起之忧，寰宇糜烂，必无完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彼则到处勾结土匪，勒捐助饷，四出煽扰，散布诱惑。且于山东之烟台，安徽之颍、寿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山、商城、固始，湖北之宜城、襄、樊、枣阳等处，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筹莫展，彼进一步，则我之东皖、豫即不自保。虽祺瑞等公贞自励，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特捐躯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国永沦，追悔何及？甚非所以报知遇之恩也。况召集国会之后，所公决者尚不知为何项政体？而默察人心趋向，恐仍不免出于共和之一途，彼时万难反汗，是徒以数月水火之患，贻害民生，何如预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践土之伦，歌舞圣明，零涕感激，咸谓唐虞至治，今古同揆，不亦伟哉！祺瑞受国厚恩，何敢不以大局为念？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