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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竟颇有些出淤泥而不染的妩媚，于是渐渐地也就闻达于上司，甚至袁世凯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大帅”，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俗话说“礼多人不怪”，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来了个姓曹的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一查族谱，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自然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自此打开了曹锟扶摇直上的康庄大道，由帮带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由统领而统制。曹锟的这一手，与刘备自称皇叔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曹锟在推车卖布的时候不甚自信，这一点跟刘备不同。刘备小时候和小朋友们嬉戏于树下，曾指着一棵大树说：“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小小年纪就有人君之志。曹锟则在推车卖布时被一个算命的拉住打量了半天，说“你面相甚贵，日后必作县长”云云，曹锟竟认为其意在讥讽，将其暴打一顿出气。其实曹锟面相甚贵，袁世凯都看出来了：曹锟通过曹克忠的关系，得以近距离拜见袁世凯，袁世凯看到他“虎形福相”，十分喜爱，以后提拔甚速，应不是关系人情能完全解释的了。《三国演义》中，很多人见刘备大耳垂肩，都知其为有福之人，曹操所以才会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倒是那算命的只给曹锟一个县长，实在眼界太窄，除非将这个“县”字理解为“赤县”。
曹锟由一个推车卖布的小贩飙升至国家元首，实在令人惊叹。曹锟任总统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博士认为：“曹锟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顾维钧曾经就驻伦敦公使的问题与曹锟的三员爱将——陆军总长陆锦、交通总长吴毓麟以及高凌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当吴毓麟向曹锟进谗言时，曹锟立刻沉下脸来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你们为什么要横加干预？”顾维钧认为，自己并未就此事进行过任何解释，但曹锟却能立刻做出正确的判断，的确是一个天然的领袖人物！
事实上，商人的出身对他的决断力大有裨益。1920年，北方大旱，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田产荒芜，耕牛闲置，牛价因而大跌。曹锟抓住了这个机会，四处派人收买耕牛，以每头3元的价格收购，再用火车运到港口，以每头23元的价格卖到国外。后来此举遭到人民的反对，北洋政府才下达了禁止耕牛出口的命令，而曹锟此时尚有万余头牛没来得及卖出，于是立即下令全部宰杀，加工制成咸牛肉出口，照样盈利颇丰。最后一并核算，共收入百万余元，由此可见曹锟对市场的敏锐眼光。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刘备的战略眼光常常被曹操所称道，也往往为刘表所不及，只怕也得益于他“贩履织席”的那段经历吧。
曹锟待人仁厚在北洋系中是有名的，他亲善士卒，常穿便装外出与士卒聊天，久之士卒皆知其为曹锟，但见多不怪，也就佯作不知，与其滔滔如故。在保定时，有一次曹锟检阅军队，见一士兵在啜泣，一问才知是父亲死了却无法奔丧，曹锟轻言安慰，准其奔丧且赠送盘资。从这林林总总上看，他能得人心也就不在话下了。所以他当选总统时，保定全城披红挂彩，为其庆贺。遥想《三国演义》中荆州的老百姓跟随刘备逃难的往事，大概也与此差不多吧。
便是在旨趣爱好上，曹锟和刘备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三国志》上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曹锟偏生也不爱读书，而且也非常喜欢名犬良驹。1915年底，陆荣廷为军饷不足向曹锟求援时，就曾将两只名贵的长毛金狮犬作为见面礼，曹锟果然十分高兴，一口应承了援助之事。至于音乐，曹锟是个狂热的戏迷，在竞选总统的当日，都要抽出时间来去捧名伶刘喜奎的场。而他任总统期间，昆曲名家吴承仕在正阳门取灯胡同的同兴堂演出《击鼓骂曹》。时人以为是影射他，他也不以为忤，这说明他至少没有用政治去干涉艺术。而且，他和齐白石等艺术名家交往很厚，齐白石的《山水》、《汉关壮像》等作品就是画给他的。
南京临时政府迎袁专使合影（前排右四为蔡元培）
《三国演义》中刘备曾说过自己和曹操的区别：“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这“宽”、“仁”二德，曹锟都具备了。他有时宽厚得像一个好好先生，尤其在平衡吴佩孚和曹锐等人的矛盾时，他的这一性格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他的仁义也闻名于世，如1915年袁世凯派周骏攻打四川，四川都督陈宧不能敌，只好取道绵竹撤出四川，道路险仄，人马疲惫，眼看有覆灭之虞。曹锟当时驻扎在重庆，听说陈宧的窘境后，便通知他可以走水道。陈宧的部将都以为是曹锟的诱敌之计，陈宧说：“岂有忍人曹仲珊？”于是放心大胆地改路重庆水道出川，曹锟果然不予阻拦。民国时落井下石的例子比比皆是，曹锟却能做到让敌人都相信自己，实在也算难得。
三、“最大的本钱”
曹锟于1907年升任第三镇统制后，就成为国内瞩目的实力派。第三镇成立于1904年2月，最初的统制是段祺瑞，是北洋军的精锐，也是袁世凯的王牌。他既然入主第三镇，说明他已经成为袁世凯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了。清廷改革东北时，他率全镇驻于东北，对于稳定东北，居功甚伟。1911年，他因功被授予副都统衔，不久又补总兵，后又以提督升用，但仍统辖第三镇。辛亥革命前夕，第三镇调至娘子关，以监防山西革命军。又过了不久，袁世凯见大变在即，便召曹锟率第三镇入京，以起到军事震慑和控制局面的作用。民国建立后，改第三镇为第三师，曹锟仍为师长。
1912年2月29日晚，第三师的官兵们以反对裁饷为名劫掠了正阳门、朝阳门、崇文门、东安市场、东四牌楼一带，前后绵延三日，凡金银钱铺首饰店、饭店及洋杂货铺等均遭洗劫，最终统计，内城被劫4000余家，外城被劫600余家，以至于上述被劫地区萧条零落如同死市。北京兵变后，天津、保定、通州也发生兵变。关于这些兵变的原因，史家一般认为是出于袁世凯的指使。由于南北议和后，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等北上迎袁世凯南下就职，目前正下榻于北京，而袁世凯不愿南下，于是密令曹锟在北京制造骚乱。但是，事实上当时社会各界反对定都南京的呼声很高，而兵变很容易引起外国干涉和民众猜疑，袁世凯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危险的办法。
也有人说策划这件事的是一个著名的投机分子——杨度，这倒颇具可信度。但是无论如何，曹锟的主观因素也是十分主要的。曹锟素有分析决断能力，他见南使北来，不仅担心袁世凯真的南下就职陷于被动，而且担心第三师失去拱卫京畿的优势地位。他瞄准了这个时机，便搞了这么一次只扰民而不流血，影响巨大却不伤害各方利益的大事件。既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又大赚一笔，何乐而不为呢？他显然有意要威胁南使，因此有个别乱兵不抓紧时间去抢商家，却持枪闯入蔡元培等人下榻的寓所。但他们显然又无心伤害南使，于是蔡元培等才能从容逃走。另外，对商家的抢劫也颇有游戏色彩，试举二例：
例一：四条胡同“义丰钱铺”主人见乱兵攻门，知道势不可免，于是主动开门请他们进来。乱兵搜掠银元无数后，其中一个好似队长的人还向店主人告辞道：“借光借光。”主人也答礼道：“不送不送。”
例二：兵变前一天，曾有士兵数人前往“洋广货铺”购货，却没带够钱，甚为难堪。店主人很大方地说：“老总们拿去吧！现在全国都乱，只有北京十分太平，这都是各位老总在保护我们。区区一点小钱，何足挂齿呢！”士兵们道谢而去。第二天兵变，有乱兵欲来抢劫此店，刚要动手，便有另一队士兵冲了进来，厉声喝道：“这家店对我们当兵的最好，谁敢抢它，老子要谁的命！”于是这家货铺独独无恙。
3月1日，袁世凯召集高级军政会议，决定补发各军欠饷，另责令曹锟对麾下官兵剀切开导，同时令毅军统领姜桂题弹压乱兵。按理说，首都发生兵变是影响极其恶劣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