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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专门向全国百官职司发出一道密谕，要求大家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云云。此外，他还令丁佛言撰写了《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5万册，秘密寄存于山东模范监狱内，期冀日后形势逆转后，可以公开发行。
俗云“知耻而后勇”，然而袁世凯虽知其耻，却没有一心一意求发展，而是一门心思要当皇帝。两事相加，失尽民心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纵览袁世凯的一生，确曾是日本的一个大敌，但日本更是他的大敌。当年驻戍朝鲜时，他两次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被日本人视为大敌。当时的日本，国力和军力还远不够强大。然而，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得到了相当于其战争投入之40倍、其上年度财政总收入3倍的回报，一夜暴富。他便用这些得自中国的不义之财发展军备，再回过头来侵略中国。日本趁欧战而侵华，这对袁世凯来说，实为不幸！袁世凯自然明白中国决不是日本的对手，因此明知“二十一条”是卖国条约，但也不得不签。而其签约后，信誓旦旦要报仇雪耻的态度，也显然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他耽迷于帝制自为，将报仇大事暂抛脑后，直到人之将死才天良发现、“其言也善”起来，实足唏嘘！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便如一片阴霾一样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对许多具体而微的人和事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拿袁世凯为例，至死都把日本当做一个大敌，耿耿于怀，甚至死不瞑目。而袁世凯之后的六届北洋政府元首中，除黎元洪归隐、冯国璋早逝外，其余四人即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均受到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徐世昌晚年居住在天津租界内，30年代多次拒绝日本人的拉拢，1939年生病后，因恐被日本人扣留而拒绝外出就医，遂致不治。曹锟也多次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1938年郁郁寡欢地死在天津租界内，他的爱将吴佩孚则于翌年被日本牙医害死。至于张作霖，则因拒绝继续与日本人合作，而被炸死于皇姑屯。这些人均在最后关头秉持民族大义，拒绝与日本合作，故被日本人视为敌人，因此，他们的死，都可以说是“为日本去一大敌”。
一、壮士蹈海
1894年的甲午海战，是一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战争。后人普遍认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跌入不可救药的深渊，甲午战争只是众多屈辱中的一幕而已。事实上，甲午战争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其差异之大，堪与鸦片战争前后相比。鸦片战争后，清廷尚能剿灭太平天国，发动洋务运动，以及营建近代化的海军，由于这些成就多发生或发端于同治年间，后人便将这段历史称为“同治中兴”。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发展，西方列强都逐渐开始正视中国，尤其是当中国营建出一只实力居世界前六的海军时，列强更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对手，敬而远之，拭目以待。因此，甲午海战爆发时，列强大多认为日本不是中国的对手。然当中国惨败于日本后，列强在震惊之余，对中国的轻视和厌恶之心也陡然增加。
由于甲午战败，北洋水师被后人大加抨击，除了邓世昌等少数壮烈牺牲的军官外，余者皆与那些被击沉的船舰一起，沉入黄海之底，永不复见天日。事实上，这场战争固然暴露了中国政治军事体制的腐朽堕落，失败有其必然性，但也确实有许多不可解释的偶然性，比如，我军几发关键的炮弹失之毫厘，否则整个战争的结果就可能改写。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北洋水师并非惨败，中日双方在海战中的表现是旗鼓相当的。如英国人勃兰德在《李鸿章传》中写道：“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药及时供应……很有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督是有斗志的人，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而亲历黄海海战的外国人马吉芬也以惋惜之情写道：“震撼东亚之中国舰队，今也已成过去。彼等将士忠勇，遭际不遇，一误于腐败政府，再腐于陆上官僚，与其所爱之舰，同散殉国之花。”可见，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即广大的北洋水师官兵们，是同仇敌忾、士气高涨的，不惟邓世昌的致远舰如此，便是被冤杀的方伯谦之济远舰也是如此，而最令人唏嘘的，则是真正临阵脱逃的广甲舰。当时，“济远号”因丧失作战能力而退出战团，广甲号管带吴敬荣看到后，即在未受一炮的情况下紧随出逃，结果慌不择路，在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数日后被日军发现，吴敬荣乘小艇逃生，余下的十余名官兵则凿船自沉，决意殉国，最终只有四人生还。
黎元洪
俗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四个逃出生天的壮士中，有一个叫黎元洪的后来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中国历来有“造神”传统，大总统的“士有蹈海而死”正是上佳的题材，比之汉高祖“斩白蛇”实在得多。
黎元洪字宋卿，同治三年（1864年）生于汉阳。黎家本居黄陂，家道殷实，然在太平军西征中田庐荡然，黎元洪的父亲黎朝相愤而投军，以镇压太平军有力，得擢游击之职，然家境并未得到明显好转。黎元洪幼时曾为人放牛，也曾偷挖邻舍的萝卜，都是家境所迫。后来，黎朝相升任把总，俸银增加，黎元洪才得以入私塾读书。不久，黎朝相又将黎元洪接到其驻戍所在地直隶北塘，同去的且有黎元洪的童养媳吴敬君。这一路山山水水，令14岁的黎元洪心潮澎湃，终身难忘。
他在北塘继续私塾学业，学习勤勉，常挑灯夜读。但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则是对那个时代特定的军营氛围的感受。当时，清军已开始抛弃大刀长矛，代之以洋枪洋炮，并聘请西人按西法操练。黎元洪对这些情景耳闻目濡，小小年纪便壮志满胸。他说：“大丈夫建功立业，何必株守科举仕进一途？弃文修武，学习新式军事，效命疆场，为国捐躯，一样可以成就功名。何况，武德既深且大，经邦济国，理政安民，抚远驭外，无不与武德相关。武德昌明，则天下安宁；武德大行，则天下太平。”从此决心从军报国，对此，父亲黎朝相十分支持。
于是，他于1883年报考了属北洋系统的天津水师学堂，招考条件虽然苛刻，他却轻松通过。天津水师学堂于1881年成立于天津，设管轮和驾驶两个专业，学制五年，其中上船实习一年，课程包括英语、地舆、数学、驾驶、测量、气象、物理、化学、力学等，要求十分严格，每年秋试不及格即予除名；而实习期间，须能完全将理论付诸实践，确认无误，方可毕业。当时，中国八股取士制度犹在，绝大多数读书人仍醉心于此，而军队的改革也只是刚刚起步，如天津水师学堂这样不仅标新立异、而且精益求精的近代化军事教育，实为凤毛麟角。黎元洪既有闻鸡之志，能进入天津水师学堂学习，也正是得其所哉！
开学典礼后不到20天，父亲黎朝相病故，遗言嘱他求学上进，谨慎处世，学成报效国家云云。父亲的遗训对黎元洪来说，是永不磨灭的纶音。在天津水师学堂的5年中，他便不时崭露过人之处。在学业方面，轮机驾驶和引擎修理都不在话下，时常受到师长和同学的称赞。而其品德之馨，更是令人称道。他时常为同学承担过错，别人问他为何如此时，他回答道：“大丈夫当有任天下事的气度，区区小事，何须避匿呢？”因此，他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有长兄气度，师长如严复、萨镇冰等也十分赏识他。
父亲死后，俸禄断绝，黎元洪作为长兄，担负起了支撑全家的重任。而他的收入，不过是学校每月发给的四两银子而已。因此，每次他从天津回北塘家里，近百里的路程，都是徒步而行。这段艰苦的岁月，磨砺了他的精神，对他日后在政坛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毅力不无影响。
清朝一意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对水师学堂的学员是十分重视的。因此，黎元洪于1888年毕业后，即赏官六品，年纪轻轻便做到了把总，这是父亲拼搏半世才获得的职位。他先在北洋海军“来远”号服役，两年后又奉调广东水师“广甲”号。广东水师与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是清廷大力营建的三支海军舰队之一，但由于经费问题，惟北洋水师得到较大规模的投入，规模与实力明显高出一筹。然而，无论北洋，还是南洋、广东，水师内部的风气都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