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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在册封名单内，也多“义不帝秦”或貌合神离之人。黎元洪自然是一例，但他本不属于北洋系统，情有可原。徐世昌则是袁世凯的总角之好，“义不帝秦”就令人费解。1914年，袁世凯扩大总统权力，将国务院改称政事堂，拜徐世昌为国务卿，这是清亡之后徐世昌的首度出山。然徐世昌心中的皇帝，乃是紫禁城中的宣统，别人是万难染指的。对于袁世凯称帝，徐世昌认为，彼既逆天而行，就不足以为友，也就不必犯颜苦谏，因此，他自始至终不发一言。有一次，袁终于忍不住召徐面谈，问他是否知道全国劝进的事，徐说不知道。袁不信，徐淡淡地辩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回想交往几十年来，徐何曾对袁如此冷漠过？袁世凯称帝后，本来拟拜徐世昌为上卿，位在百官之上，徐世昌则干脆告老还乡，每日作画遣兴，不问世事。袁世凯无奈，只好把他奉入“嵩山四友”，入朝可以不称臣，不跪拜。徐世昌并不领情，在日记中批评袁世凯道：“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1916年3月，袁世凯取消帝制，即召徐世昌复任国务卿。徐世昌去而复来，可见他宁做共和之官，也不做洪宪之臣。
冯国璋也是一个反对帝制的北洋实力派，他并不反对袁世凯，但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一方面，他认为民国已有时日，称帝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他认为即使复辟帝制，也应还政给宣统，而非袁世凯自为。他对梁启超一见倾心，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事实上是以梁启超的理论为指导的，而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冯国璋的思想本来是偏于保守的，但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却相当进步。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时，他曾专门进京询问袁世凯，袁世凯辩解道：“华甫，你我是多年的兄弟，像这样的谣言，别人相信，怎么你也信呢？确实，辛亥革命成功得过于容易，共和政体来得太快，如今三年多过去了，党人还在到处捣乱，使全国不得安宁，因此，就人心趋向而言，共和政体未必适宜我国。如今，有人组织了筹安会，准备研究一下国体问题。我也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不知华甫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冯国璋说：“依我看，如果改为君主立宪，那就还得大总统来做皇帝，这样才最妥当。”袁世凯当即否认道：“我决无这个意思，也决不会这样做。你看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皇帝是可以传之久远的，哪一个皇帝的后代是能够保全的？就算我肯做，那么将来谁来继承帝位？我大儿子是个瘸子，二儿子是个浪子，哪个能做皇帝？”冯国璋深信不疑。翌日，京沪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袁、冯的此次对话，冯国璋且频频向人保证，说袁世凯决不会称帝！因此，袁世凯称帝后，虽封他为一等公，但决不足抵消其愤怒。他在江苏装病扮傻，拒不合作，令袁世凯知道后十分不满，即下令调他为参谋总长。他自然不会中这个请君入瓮之计，对袁爱理不理，反而与西南方面频繁联系，密谋护国运动。不久，他又与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一起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帝制，此所谓“五将军密电”。这份密电令袁世凯十分惊惧，几近于昏厥，因为他所一手造就的北洋系竟然开始反对自己了。这是他众叛亲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帝制取消后，袁世凯仍恋栈总统位置，冯国璋一不做，二不休，通电威胁袁世凯“敝屣尊荣”，以保住身家性命。可见，冯国璋是北洋系中反对袁世凯称帝最为积极者，较之段祺瑞的“二造共和”更有成色。
蔡锷文武兼备，是民初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帅才
当时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坚持共和理念的进步人士，另一种则是死忠于清朝的守旧势力。由于护国运动主要是由前者所促成的，因此后人都忽略了后者的存在。事实上，前清死忠分子的不合作立场，也是洪宪帝制无法持久的一大原因。徐世昌、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多少都带有为清朝鸣不平的意思。而如张勋这样的“辫帅”，就更要“义不帝秦”了，所以他虽然勉强接受了“伪官”，却仍蓄着一条发辫。事实上，在洪宪帝制中，如张勋这样虚与委蛇的，委实不在少数。北洋系的离心离德，较之护国运动，对洪宪帝制的打击更为致命。
然而，若非蔡锷将军发起护国运动，打响反袁的第一枪，北洋系的内讧也许将继续隐藏，而洪宪帝制或许会木已成舟、无以挽回。尤为难得的是，蔡锷是经过一段传奇式的经历，逃回虎口，万里奔命，举起护国大旗的。
蔡锷文武兼资，是民初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帅才。然而，正因为他具有独立的思想能力，并不苟从于革命党的历次运动。在民初昙花一现的政党政治中，他并未加入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而投身较为保守的进步党。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党人，像他这样加入进步党的，只有唐继尧、孙武、张绍曾、阎锡山以及黎元洪等寥寥数人。而进步党的代表人物，则是张謇、梁启超这样的前朝风云人物。当然，蔡锷之加入进步党，离不开其老师梁启超的援引。宋案后，蔡锷获悉孙中山欲兴师报仇，曾致电力劝“以静候法庭之裁判为主，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却不为孙中山所采纳，因而对“二次革命”持有明显的反对态度。
1917年9月，唐继尧被推举为护法军政府元帅
袁世凯对蔡锷的嘉赏，要上溯到1906年的彰德秋操。当时，蔡锷还只是一个24岁的下级青年军官，然袁世凯却巨眼识人，指派他为审判员，印象颇佳。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组织模范团以改革北洋军的时候，即召蔡锷入京，以备大用。但之后袁世凯耽误于称帝之事，不敢轻易改革北洋军，蔡锷遂被虚置，乃日日流连于烟花巷里。到了洪宪帝制中，蔡锷假意推戴袁世凯称帝，暗中与梁启超密议反袁，且一度与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暗通消息，最终决定回滇护国。当时袁世凯对他的监视十分严密，他在名妓小凤仙的掩护下才得以逃出虎口，辗转日本、香港、越南，躲过多次暗杀，才回到昆明。时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是蔡锷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师弟，且是由蔡锷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早已按计划做好起事准备，而国民党人李烈钧等人也早已云集昆明。因此，蔡锷和唐继尧发起的护国运动，不仅打响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第一枪，也宣告了革命重返国内。
云南的护国军不过区区数千人，却与北洋十几万大军在四川战场鏖战数月并占尽上风。袁世凯派出的征滇军，则被新独立的广西都督陆荣廷消灭。随着护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人民反对帝制的呼声不断高涨，各省纷纷独立，全国形势回到了武昌起义后的格局。1916年3月23日，在无比失望之下，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此时距改元“洪宪”仅83天。
时人总结袁世凯称帝之事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自然就是筹安六君子，这“六君子”是怂恿帝制的首犯。而“二陈汤”是指三个人，即：四川将军陈宧、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和湖南靖武将军汤芗铭。这三个人都是袁世凯的宠臣，却相继宣布独立，当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疾，闻此更是一病不起，就此呜呼哀哉。“二陈汤”本是一味中药，“送命二陈汤”之说，实在贴切。
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凯之称帝，固然遗臭万年，然而在整个“洪宪帝制”中，贻笑天下的又何止一个袁世凯！筹安会、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组织的表现已是荒谬绝伦，而之后的国民代表大会，更是滑天下之大稽。1915年12月，国民代表大会1993名代表，以全票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