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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袁世凯并非只能做总统,当时的局势,也存在他取清室而自代的可能性。但是,做皇帝太难,退而求其次,也还是不错的。对于这些,他应该早有考虑了。
然而此时,孙中山从海外突然回国,南洋华侨陈嘉庚等人的捐款随即汇至南京,革命党乃先发制人,成立了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对袁世凯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时,袁世凯再想取清室而自代,做君主立宪的皇帝,已完全不现实。他的指导思想于是完全确定,那便是接受共和,谋取总统宝座。
所幸孙中山是君子,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即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孙)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天下。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之渴望。”张謇、汪精卫、杨士琦、唐绍仪等人惟恐袁世凯错失良机,纷纷劝说袁世凯痛下决心,当机立断。于是,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开始逼帝去位。
当时摄政王载沣已被完全架空,隆裕太后垂帘听政,但此太后非彼太后,她的才能不及慈禧太后的十分之一。袁世凯便从隆裕太后着手,先是痛陈军饷匮缺,骗得太后将内帑存银如数奉献。之后又派赵秉钧、胡惟德等出面逼宫,以丰厚的俸禄为诱饵,将已一贫如洗的太后逼得泪如雨下。
这时,皇族少壮派的代表人物良弼、傅玮、铁良成立了宗社党,以维护清室为已任,成为袁世凯逼宫的最大障碍。但是,革命党人再一次成全了他,京津同盟会暗杀部成员彭家珍用炸弹刺杀了良弼,宗社党群龙无首,袁世凯的最后一道障碍被扫除了。
梁士诒将良弼被炸的惨况添油加醋地讲给了隆裕太后,太后为之胆寒。此时,段祺瑞领衔47位高级将领通电拥护共和,逼清帝退位。太后与皇室的紧张神经终于崩溃,接受了留住紫禁城、每年400万两岁俸的“优待条件”。268年的清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结束了!
这一日,袁世凯通电南京,电文有云: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机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制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九、刺客、杀手、连环命案
彭家珍在刺良弼之前,曾说:“此人新组宗社党,潜力非凡,若不除之,共和必难成立。”良弼遇刺后,一时未死,也对彭家珍赞不绝口,说:“刺杀我者真乃英雄,知道我是大清的栋梁。如今我死,大清必随我而亡。”他二人惺惺相惜,有似历史上要离刺庆忌的旧典。诚如二人所料,良弼一死,宗社党即手足无措,清朝随之旋亡。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革命党人早就把暗杀作为推翻清廷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清末刺客之多,惟有战国时代才可比肩。除了革命热情的高涨、个体思想的进步之外,武器的日益先进也为行刺提供了便利,炸弹、手枪成为主要的刺杀工具。起初,革命党对是否采取暗杀手段有很大的分歧,如刘师复、章士钊都是较为坚定的暗杀主义者,而黄兴、汪精卫等人对暗杀持反对态度。汪精卫就曾说:“革命是何等伟大的事业,想以刺杀一两个宵小之徒而唾手得之,未免太天真了。”但是随着暗杀的不断得手,以及暗杀效果的不断彰显,再加上清廷残酷的报复手段,正反两方面的效果,使汪精卫等人的态度渐趋激烈,汪本人也成为一个著名的刺客。1900至1911年的12年间,革命党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壮烈的刺杀,著名者如史坚如刺两广总督德寿、万福华刺广西巡抚王之春、王汉刺铁良、吴樾刺五大臣、徐锡麟刺安徽巡抚恩铭、汪精卫刺摄政王载沣、温生才刺广州将军孚琦、林冠慈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李沛基刺广州将军凤山、严伯勋等刺袁世凯、彭家珍刺良弼等。频繁的刺杀活动令清廷官吏闻风丧胆,以广州为例,刺客横刀以待,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致使总督、将军、提督无不战战兢兢,夜不能寐,这样的官避之犹恐不及,不做也罢!而袁世凯和良弼相继遇刺,则直接影响了京师局势,震慑了清廷君臣,摧毁了他们的心理防线,最终谁都不敢出来主持危局,而宁愿到青岛、天津求田问舍,作富家翁。连堂堂国母太后也抱这样的心思,清朝又焉能不亡呢!显然,刺客们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巨大,但由于他们大多是个人或小集团的行为,故其历史作用被后人严重低估。
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暗杀,鲜血染红了民主宪政的理想
春秋战国时代的著名刺客,如荆轲、聂政、专诸、要离、豫让等人,虽然英勇壮烈,终究是人家的“养士”。如荆轲作为一个卫国人,凭什么要为燕国刺秦呢?显然是为了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罢了。但清末的革命党不同,他们对刺杀的态度是严肃而虔诚的,是为了民主共和的理想,而非为了个人恩怨。为此,他们有的散尽家财,有的抛妻别子,在刺杀过程中更表现出惊人的定力和勇气,虽万千人吾往矣。就精神境界,他们远远超越了春秋战国的刺客。
清朝的迅速灭亡,使彭家珍刺杀良弼成为革命党刺客的绝唱。至此,革命党人的暗杀策略已大功告成,同盟会麾下的暗杀团组织也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暗杀手段并没有停止,如袁世凯暗杀吴禄贞便是血淋淋的一例。然而,这种暗杀的性质已完全不同,刺客变成了杀手,私欲取代了理想。两年后,宋教仁被暗杀,杀手更为千夫所指。然而,这种肮脏的暗杀和当年壮烈的刺杀一样,仍然是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因素。大致说来,清末多刺客,而民国多杀手,其杀人的形式相同,而本质是截然不同的。
若说宋教仁之死,则有清晰的政治背景。1912年2月14日,袁世凯当选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在让位的同时,提出两大条件: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袁世凯须赴南京就职;二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便是精通法律的宋教仁用一个通宵草拟出来的,然其严谨公正的精神,足以照耀整个民国时代。本来,《临时约法》中规定的政体以美国的总统制为蓝本,但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宋教仁等为制约他的权力欲,特地在《约法》中将政体修改为责任内阁制,以掣肘总统权力。
袁世凯是一代雄主,岂能任人摆布,对这两个条件自然要各个击破。最初,他采取的手段仍是哄骗,试想连清朝都被他骗了,何况稚嫩的革命党?对于“南下就职”的条件,他令曹锟在南方专使抵京当夜,即以讨饷为名发动兵变,然后以北京局势太乱为由坚持在北京任职。当夜受惊不小的南方使节中,就有宋教仁,而此时的袁世凯显然尚无杀他之意,因此虽曾有乱兵闯入宋的寓所,持抢乱指,却显然只是虚张声势;而宋教仁对袁世凯其人也并无太多成见,认为只要遵守《约法》,在北京任职也是一样的。
宋教仁被刺后,《民权报》出版临时增刊《逆证号》,报道事件真相
至于第二个条件,却是骗不来的。根据《临时约法》,唐绍仪组阁,各部部长多为声望卓著的开明派,其中且有同盟会四人。这样的内阁自然不是袁世凯想要的,他于是利用“三一四借款”和“王芝祥督直”两案气走老朋友唐绍仪,使同盟会的国务委员们也愤而辞职。两个月后,新总理陆徵祥亦辞职,由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暂代。然而,《临时约法》仍如一把利剑一般悬在袁世凯的头上,而“约法之父”宋教仁仍是强势的政治人物。
同盟会退出内阁后,宋教仁即着手改组政党,以贯彻其政党内阁的理想。他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合并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自任代理理事长,实际负责党务,故后来的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