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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民性批判”开始左右着很多敏锐的头脑，日渐成为一种似是而非的话语系统和本质主义的认识框架。但如上所示，“批判”并不是国民性论述的主流，也不应当是主流，停留在单纯地罗列不良现象上，而忽略对熔铸过程和根源的剖析，那么“国民（劣根）性”的发现到最后除了用来互嘲和自嘲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用处。今人怕只有绕过遮蔽视野的“国民性”现象描述，重新回到制造国民性的本源——不论是环境、教育，还是思想和体制，才更有意义。
注释：
〔1〕〔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5、678页。
〔3〕陈独秀：《独秀文存》，亚东书局1922年版，第91页。
〔4〕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页。
〔5〕〔6〕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九册，第26、33页。
〔7〕〔8〕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观察社1948年版，第72、98页。
〔9〕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
鲁迅与田汉
？ 廖久明
在说到鲁迅与“左联”的矛盾时，人们多与周扬联系起来，但在一段时间里，鲁迅最不满的实际上是田汉。
一、有些不愉快的见面
1934年7月，穆木天被捕；9月25日，《大晚报》上刊出了穆木天等脱离“左联”的报道。〔1〕穆木天出来后即向“左联”党团告密，说胡风是南京派来的汉奸，为此，胡风辞去了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日文翻译职务。辞职后，胡风便到沙汀家去找周扬，周扬正好在那儿。胡风将自己从韩侍桁那儿听说的话告诉周扬，周扬没有否认穆的告密，也没作任何决定，只告诉胡风，因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
10月上旬，由田汉来接替胡风在“左联”的工作。交接会上，胡风提出了穆木天污蔑造谣一事，对周扬默认穆的造谣表示不能接受，田汉当即表示要和周扬这种态度斗争到底。大约两三个月后，田汉约胡风和周扬见面，为即将到外地的洪深饯行。尽管田汉将胡风拉到阳台上单独谈了一些话，却只字不提“左联”的事。胡风辞去“左联”职务时，曾把情况简单地告诉鲁迅。鲁迅沉默了好一会，才平静地说：“只好不管他，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2〕
就在胡风辞职不久，周扬找到夏衍，“说阳翰笙建议，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汇报工作了，所以要我先和鲁迅约定一个时间，阳、周和我三个人去向他报告工作和听取他的意见”。夏衍第二天就到内山书店，正好遇到鲁迅，把周扬的意思转达之后，鲁迅表示同意，约定下个星期一下午三时左右，在内山书店碰头，因为星期一客人比较少。到了约定时间，夏衍在住家附近叫了一辆出租车等待周扬和阳翰笙。意外的是，除周、阳之外，还来了一个田汉。当时夏衍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和我都在座。开头大家谈笑甚欢，后来，田汉酒酣耳热，高谈阔论起来，讲到他和谷崎润一郎的交游之类。鲁迅低声对我说：‘看来，又要唱戏了。’接着，他就告辞退了席。田汉喜欢热闹，有时宴会上唱几句京戏，而鲁迅对此是很不习惯的），加上，田汉是个直性子人，口没遮拦，也许会说出使鲁迅不高兴的话来，而我和鲁迅只说了周、阳二人向他报告工作，没有提到田汉”。
尽管夏衍早就发现鲁迅对田汉不满，但田汉已来了，不好叫他不去。他们四人上了车，为了安全，到北四川路日本医院附近就下了车，徒步走到内山书店。见了鲁迅之后，看到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夏衍说，这儿人多，到对面咖啡馆去坐坐吧。鲁迅不同意，说：“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这时内山完造就说：“就到后面会客室去坐吧，今天还有一点日本带来的点心。”于是内山就带他们到了一间日本式的会客室，还送来了茶点。“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讯员运动的发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着烟，静静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可是就在周扬谈到年轻作家的时候，田汉忽然提出了胡风的问题，他直率地说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要鲁迅不要太相信他。这一下，鲁迅就不高兴了，问：‘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田汉说：‘穆木天说的。’鲁迅很快地回答：‘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其实，关于胡风和中山教育馆有关系的话，首先是邵力子对开明书店的人说的，知道这件事的也不止我们这几个人，而田汉却偏偏提了穆木天，这一下空气就显得很紧张了。”〔3〕
“两个口号”论争发生后，“左联”的内部矛盾完全公开，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这样描述这次会见的：“胡风先前我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过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4〕
二、鲁迅对田汉的“憎恶和鄙视”
早在1921年8月29日，鲁迅就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我近来大看不起郭沫若田汉之流。”〔5〕但以后没再看见鲁迅对田汉有不满的记载。鲁迅的《答曹聚仁先生信》在1934年8月出版的《社会月报》上头条发表后，因最后一篇是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8月31日出版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便出现了绍伯的《调和》，称鲁迅是在“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尽管后来的文字告诉我们，鲁迅知道绍伯即田汉时非常气愤，但从相关文字可以看出，鲁迅当时并无反应。直到11月14日，鲁迅才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6〕后来，鲁迅在说到自己为何向《戏》周刊编者“发牢骚”时说：“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7〕结合鲁迅书信可以看出，鲁迅知道绍伯即田汉是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的：11月1日给窦隐夫的信、11月5日给萧军的信、11月8日给郑振铎的信都提到了对“同人”、“上海文人”的不满，由此可推断，直到10月底，鲁迅才知道绍伯即田汉。也就是说，与“四条汉子”见面时，鲁迅很可能还不知道绍伯即田汉。
从此，鲁迅私人信件中便出现了大量对田汉不满的文字：1934年12月18日给杨霁云的信（即著名的“横站”说）、12月20日给萧军萧红的信，1935年1月15日和2月7日给曹靖华的信以及4月28日给萧军的信。除这些指名道姓的信件外，一些表达对